#40644;以恒在县委常委会上说：“坝乡是我县乃至我市的典型，乡镇企业和优质农业的长远规划还正处于发展阶段，郑天良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不留恋县城，仍然要回到乡下去，表现了极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忠诚，我个人同意让郑天良回坝工作。”会上，黄以恒县长还提议，别的乡书记乡长已经党政分开了，但为了维护郑天良的改革权威，继续让郑天良党政一肩挑。这一建议受到了分常委们的担心，因为这不符合中央党政分开的新精神，黄以恒拿县长的权威说，圳可以搞特区，我看坝也可以试行一下特事特办的新政策嘛，没有一改革精神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黄以恒平静的语气中流露一不可动摇的意志。没有人再提异议了。

吴成业到城建局走上任，县委组织王长送他上任，在宣布完后，吴副局长按惯例要表一下态，吴成业既没有谢党和组织上的关怀，也没有说如何努力工作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似乎在寻找已经陌生了的火葬场的气息，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总算让我见见活人了。”

许多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他和沈汇丽去省行政干学院是直奔黄以恒去的，因为碰见了郑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将他和吴成业也一起拉到了酒馆。耿天龙他们在县里已经听到了关于黄以恒要当县长的消息，为了表侄女沈汇丽的调动，所以提前来给这位合安县少壮派县长烧香。而郑天良当时却一无所知，他一厢情愿地躺在那张单人床着本来就不属于他的政治梦。

二000年秋，我是一条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时，我很胆怯，城市的楼房和大街上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拒绝着我，我裹紧质量低劣的夹克衫在秋的大街上踽踽独行，这一刻，我终于觉到了这是别人的城市。我是这个城市的侵者，我从进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这座城市否定了。

妻还住在纺织厂分的那间平房里，现在她每天靠在一有钱人家当钟工来维持生计，而我将家产败光后，再也拿不钱来养活妻儿，想起跟我辛茹苦这么多年的妻，三十岁的年纪脸上皱纹川流不息，我心中到了无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坚决地枪毙自己，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好，如果阳光小酒馆生意好的话，我是不会跟张秋影搞那婚外游戏的，如果生意好的话，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钞票面前，妻最起码不会将我扫地门。钱是可以为灵魂赎罪的。

我见到韦秀的时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岁的儿过不去，我儿将一块骨没啃干净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拥而至许多只苍蝇，韦秀一掌打在儿的脸上，儿哇哇大哭起来。我愤怒地指着韦秀骂道：“你是畜牲呀？儿才五岁，能啃干净骨吗？你这破骨还能啃多少肉来？”韦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样，也蹲在地上跟儿一起哭了起来。她数落我：“大半年了，你给我们一分钱了吗？儿还有你这个父亲吗？”

我一把搂过儿，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儿很乖地缩在我怀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鸡，脸上被风吹裂了，两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脏兮兮的。这时候，我忽然想哭。

我从袋里掏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