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的面前痛斥郑九爷：“孩的母亲都死了，你们还有心思大摆宴席，还有一人性吗？”郑九爷当然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玩艺，就丢下礼品回去继续喝酒去了。

年轻的外乡女人站在三月的风中流了泪，观音菩萨双手合十慈眉善目脸上弥漫着温和的笑。

年轻的女人在解放大军渡江的时候，在玄慧寺里帮着解放军救治伤员，渡江成功后，解放大军的一位首长要那个外乡女人跟队一起走，外乡女人说，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年镇压反革命，那个年轻而丽的外乡女人被县里来的几个军帽背长枪的军会的人用绳捆了起来，郑九爷发动村里的人都到玄慧寺跟军会的人拼命，坚决不让带走外乡女人。一个身体结实的军会的汉手拎盒炮向空中开了两枪，然后又用冒着枪烟的枪了一下帽，大声地说：“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的军医，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是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死敌。”

乡亲们被盒炮镇住了，再也没有人往前冲。我刚满周岁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怀里像一只鸭，他被枪声吓哭了。

外乡女人被五大绑地捆走了。据交待，她是被国民党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征招伍的，因为她害怕战争，就当了国民党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没人照顾哥哥。这些供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军会很快就在县城红草湖边将她枪毙了，第一枪击中胸，她倒在河滩上痉挛了好一阵，后来枪手又走到近处对准她脑袋补了一枪，才打碎颅，淌一滩血糊糊的脑浆来。那个女人叫江可馨，时年二十一岁。

这段历史对我舅舅的一生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为代价的，他的生命同时又是与玄慧寺和玄慧寺里的另一个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联系将在这小说的后半分产生重要意义。

一九六0年，我十一岁的舅舅郑天良上了镇上的初中，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个夏天的黄昏一栽在村堂的锅灶边，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村里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凉的土地上新坟此起彼伏。树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亲就曾告诉过我说，麻雀老鼠救过我们家的命，她后来一直都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们家的粮和豆。母亲那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外公死后，她经常设圈将老鼠麻雀逮进笼里，然后用盐腌咸，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中学给我舅舅吃。冬天实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亲就到江苏去讨饭，寒冬腊月流着鼻涕沿门乞讨，过十天半个月，就将要回来的米和面送到学校去，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母亲走了一天才赶到学校，他在校门见到我舅舅时，一就栽倒在雪地里。我舅舅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些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每当说到这些事时，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发誓要让母亲后半生过上好日，可我母亲四十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谅舅舅当年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无法抹去的经历，如果我舅舅当时真的代表一原则和理想而六亲不认的话，那他又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既然你今天为腐败付了颅的代价，为什么当初又假装正经而不批一张只要半寸宽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