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老谢，我拉了架后，老谢抹着手腕上被妇女抓的血痕，嘴里大大地着窝气，他对我说：“两毛一斤卖给她已经优惠了，她还要少给三分钱。”那中年妇女也气呼呼地指着老谢说：“你的秤平平的，本来就不够。”这时许多人也都过来劝架，我想只要我母亲能活着，我决不让她为三分钱吵架。活着多好。

老谢的三个孩都在上学，老婆又是个瘸，我没好意思向老谢开。老谢知道我为母亲开刀借钱后，第二天晚上主动给我送来了两百块钱，那些块票毛票装了一塑料袋。在我那间阴暗的单身宿舍里，老谢抽着劣质香烟安慰我说：“谁家都会有个小灾小难的，不要再推三拉四的了。”一席话说得我鼻直发酸。我执意又了五十块钱给老谢：“借一百五就行了，钱差不多够了。”

钱远远不够。借了三个星期，只借到两千多块钱，农药厂工人除了农药之外，一贫如洗，同事们和我一样贫穷，他们只能借给我三十、五十的，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从袋里摸十块钱给我，他对我说：“要是没治了，还不如拉回来买好吃的，我老婆临死的时候坚决不愿看病，她说一定要吃够了鸡鱼猪肉再走，死后不会当饿鬼。”

这期间我到县医院卖了三次血，换了六百块钱，由于没有营养，我经常走路时要扶着墙歇一会才能看清路面。

将近一个月了，我也不知道母亲在南京的情况，没有电话，也没钱打电话，去一趟还得路费，凑不齐钱，我就不能去南京。我急了，找到了开贸易公司的同学耿伟，本来我不愿求这些有钱人，读中学时，他爸爸是县商业局局长，在班上从来不愿正看我们这些穷人的孩，毕业后没考上任何学校，靠他老的关系倒彩电、自行车、电饭锅、水泥等，居然早就成了万元。那年月什么都靠计划，官倒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暴发。耿伟很慷慨地甩给我一千五百块钱，说：“你妈病了，就等于是我妈病了，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太见外了。”

耿伟还请我在“同兴楼”饭店吃了一顿饭，他给我倒满了一大杯“洋河大曲”说：“我要不是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你妈开刀的钱我就一个人包了。”贫穷在此刻使我无法尊严，也使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激，我就只好将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耿伟递给我一支带过滤嘴的“长胜”烟，然后对我说：“你舅舅是分工业、商贸的副县长，权很大，批一个条或打一个电话，两三万块钱，太小菜了。”

耿伟的提醒让我绝路逢生，我的睛里看到了母亲院时的满足与动，母亲走在城市的阳光下，情绪宽松，母亲终于看到了秦淮河、夫庙、中山陵……

我对耿伟说：“我本来打算最后再去找舅舅的，舅舅答应我有困难直接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只是我没过生意。”

耿伟说：“你叫郑县长批条，剩下的事我来办。”合安特曲“销路不错，酒厂用的大麦远远不够，我们从河南调两车大麦送到厂里，只要你舅舅打个招呼，三万块钱差价就到手了，我只拿个手续费，其余的钱全归你。”

我说：“我上就去找舅舅。”

耿伟说：“如果要想得快一，叫郑县长在县水泥厂批五十吨水泥给我。拿到条我立即就给你一万八千块钱。”

我问耿伟：“这样是不是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