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穷人们在谈到某有钱人或某领导干被杀被枪毙的新闻时，脸兴奋得通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好像喝进去的是富人和贪官的血，很有营养。我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拎半瓶酒挤在巷跟他们一起说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话，同时把听到的一些杀人放火的传说编成纪实拿到报纸杂志上去换钱。卖鱼的胡四时常拍着我肩膀说：“你也该枪毙，抽阿诗玛烟，喝的酒也值十几块一瓶。”我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争辩说：“抽阿诗玛就要枪毙，全国还不杀得尸横遍野。”其实我抽的是两块五一包的“天堂”烟，因为想跟他们近乎，才咬着牙买一包好烟的，毕竟以前我有过钱，我时常总是想起孔乙已是穿着长衫喝酒的。

最近的稿不好卖，各刊和报纸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记者，我这个没身份的人去案发现场常常被警察轰去，有时候，他们还在我面前晃动着手铐警告我。听来的故事报纸杂志由于怕吃官司也不敢轻易采用。《红裙》杂志社要我到暗娼中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女大学生走进夜总会》，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岁的人还要小偷一样去勾引女大学生窥探少女的隐私，我到无比窝。我对《红裙》编辑主任王娟说：“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也许还能勾引到女大学生，更何况我现在一贫如洗。”王娟在光线很充足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钱，我们可以预支一分稿费给你。”那神情很像一个恐怖组织领导人在向手下布置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暗杀任务。我说：“即使我有钱，也不能勾引女大学生。”王娟用纯技术性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的是夜总会里女大学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学生，你必须拿第一手材料。”

阳光从窗渐渐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腿悬挂在编辑的墙上，是一个女性丝袜的广告。我说我不干。

城郊结合居住着大多数是从乡下来城里拾破烂的、贩菜的、杀猪的、卖鱼的、逃避计划生育的、拐卖妇女的、卖淫嫖娼的、造假证件的、卖假酱油的等各类社会闲杂人员，这里房租便宜，治安理漏洞大，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我混迹其中，并不是想违法纪，而是想省一房租买一碗面条吃。这朝不保夕的生活已使我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无处藏身的盲流，我已没有自信和尊严，这个秋天严重打击着我活下去的信心。这时候，我心里就会对在家乡合安县当副县长的舅舅郑天良滋生双倍的怨恨和敌意。如果不是当年舅舅绝情，我母亲就不会死得那么早，如果舅舅当年将我从即将倒闭的农药厂调换一个单位，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地步。十二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当副县长的舅舅，母亲死后，我一直无法宽恕舅舅以原则和廉洁的名义对自己的亲见死不救。

秋天微凉的风进巷里，黄昏一一地来临了。胡四搬了一张开了的小木桌，摆上一盘烧得通红的死鱼，这时，收了摊的房客们就陆续聚集到有风的巷，有的带一碟生米，有的端一盆炒辣椒，还有人在菜市场捡了瘟鸡放辣椒红烧后送到小桌上，香味肺腑，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大伙吃得满嘴油光灿烂浑身血沸腾，我终于理解了穷人活着的全意义就是为了吃饭。菜混着吃，酒每人自带，这天我也拎了一瓶“火烧刀”混在其中大吃死鱼、瘟鸡，两条饥饿的狗争着抢我们吐的骨，它们的尾在黄昏的风中极不耐烦地摇晃着。酒精燃烧着潜伏的情绪，大伙又开始议论关于“枪毙”的事情，去年胡长青被枪毙的时候，大伙都说毙得好，等到成克杰被枪毙的时候，巷里群情涨，每人破例买了包好烟“阿诗玛”，很奢侈地喝了十四斤“柳河大曲”，烈庆祝枪毙了大官，当场喝倒六个，他们硬着舌说杀得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我说成克杰已经很大了，杀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