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造谣污蔑，我不是叛徒！”

“哈哈，这可由不得你啊。只要我把这份东西往上一，你和包庇你的王局长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审查！”

韩淑芳想明白了，这姓谭的并没有拿到她的确凿把柄。不然的话，他早就向组织上递材料了，而不会跑到她这里来翻东西。这件事情说来话长，牵涉到她早年和丈夫一起为党地下工作时的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

那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事。她当时在重庆，是一名步女青年。她被组织上发展为秘密党员，在重庆的大学里青年学生的工作。后来，组织上让她和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地下工作者假扮夫妻，掩护他的份。一年后他们坠河，请示过上级后，他们正式结了婚。这人就是她的丈夫老汪，他当时的公开份是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的秘书。

有一次老汪派她去另一个城市递送一份秘密文件。她到了那个联络后，发现了不少可疑的人。她立刻断定，这个联络已经被敌人破坏了。她刚销毁了藏在上的秘密文件，就被几个警察抓住了，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她一咬定自己是从乡下来寻找亲戚的。他们对她严刑供，她咬牙关了过来。

警察局并没有她是共党分的任何证据，几天后就把她放了。为了不暴丈夫老汪，她去乡下的亲戚家躲了几天，等风声过去后才回到重庆。她没有向丈夫说自己被捕的事，只是说她发现情况不对，就销毁了文件，躲到乡下去了。丈夫夸奖了她，说她得很好。她欺骗丈夫是因为她有难言之隐：在被捕期间，有两个警察多次了她。她很自己的丈夫，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情，于是就瞒住了没有说。但是，这件事成了她的一个心病。照地下工作的规定，她必须向上级报告自己被捕的事。让她为难的是，她的上级就是自己的丈夫。

她一直因为这件事在心里自责，有好几次都想去找组织上说清楚。后来丈夫老汪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时牺牲了，她这才打消了向组织上坦白的念。因为她知，一旦坦白，她肯定会受到组织门的调查，很可能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分，甚至她丈夫的革命烈士的地位也会被蒙上一层影。更为重要的是，女儿汪霞的前途也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的。

文革开始后，目睹那些为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遭遇，她确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她白天努力工作，辛勤地为人民服务，夜里却经常恶梦：不但梦见她被那两个警察侮辱，还梦见自己被革命群众揪了来，被定为叛徒和混革命队伍里的反动分。她上着帽和其他反革命分一起游街示众。

两年前的一天，她的老上级王局长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给她看了一封四川省的组织门发来的公函。信上说，有一个解放前当过警察的反革命分在狱中病故了，他留下了一份自传，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反动的一生，包括他犯下的许多罪行。其中说到他曾经和另一名警察一起侮辱过一个女共党嫌疑分，她的名字叫冷馨。因为王局长是当时四川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之一，组织门发函给他，是要他提供自己所知的情况。

王局长很为难。他是韩淑芳的丈夫老汪的老同事，也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跟他妻韩淑芳也很熟。他们的女儿汪霞是他看着长大的，也是他帮忙安排去当人民警察的。他知冷馨就是韩淑芳地下工作时使用的化名，还知韩淑芳的档案里并没有她被捕并且被警察的任何纪录。因此他把她叫到自己家里，想了解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韩淑芳知这件事瞒不住了。她着泪向王局长如实说了当时的情况，她隐瞒自己被捕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她说自己是一直是忠于革命事业的，从来就没有过任何背叛党的行为。她这么只是因为她自己的丈夫，不想让他痛苦。

王局长当然能理解韩淑芳的苦衷。老汪夫妇一直是公安战线上的楷模，起工作来任劳任怨，从来不向组织上提任何条件。老汪牺牲后，韩淑芳没有改嫁，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女儿拉扯大。她长得端庄漂亮，为人情大方，与同事们相得很好。同志们都很尊敬她，她的人品是有目共睹的。

王局长个人非常同情她，也很喜她。他的人病故后，他曾经动过娶韩淑芳为妻的念。只是他又觉得这样对不起死去的好朋友，一直没有勇气向她当面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