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同寝室的王灿跑上来叫我说师来找我。我只能悻悻然地跟王灿下楼去见沈之祺。

“你们是不是明天要上街啊？”沈之祺一见我就惶急地抓住我的胳膊问。

“是啊。基本上每个系的同学都会参加的吧。诶，你怎么知的？”

“我怎么知的你别。我跟你说，你千万别去。”沈之祺很决然地说，她环视了一下寝室里的其他人，加了一句：“你们都别去。”

“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灿刚刚要分辨，就被沈之祺打断。

“我不跟你们说大理。第一，我父亲要我转告陈彧，他们当年上街也是为国为民，同学里被开枪打死的也不是一个两个，没人记得死掉的同学，除了他们的家里人。第二，我老板是台湾人，他都知你们明天要上街，你们就想想这事情有多复杂，你们这些都没长齐的小伙们瞎起劲个啥？！”

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觉得师说的有理，但是总有些不那么对的地方，可是也无从反驳。寝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师，大家是不是上街，我们没法左右。但是，我如果自己不去，我会后悔一辈。”我想了想，还是很坦然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

“陈彧，你是不是肯定要去？如果你肯定要去，以后就没有我这个师。”她那张好看的脸孔从来没有过地严肃。

“我肯定会去的。”我也不知自己为什么回答得平静。然后，看着她转走掉，寝室的门“砰”地一声被她狠狠地带上。

同寝室的家伙们都骂我无情无义，就这么气走了沈之祺这么好的师，今后他们没法再跟着我吃饭了。他们都撺掇我尽快去跟师认错，保证不上街，好保住我们全寝室的饭，毕竟刚刚读了一学期多的大学，接下去还有好几年呢，学校堂可啥油都没有。一通胡说八，改变不了沈之祺被我气走的事实，她好像真的再也不会现了一般。

开始那两天，我还会心里有些惴惴的，觉得对不起师，也想过去找她。过了那两天，我就没有再多想她了，边有太多的时事变化让我应接不暇，而我们大学就变化的中心。跟其他大分同学一样，我忙着参与每一样我觉得不容错过的事情，游行、静坐、抗议、示威、罢课。到最后，我自己也不知怎么的，我成了一批在市政府门绝的校学生中的一员。

大概是因为复旦新闻系在上海的新闻势力太大吧，电台、电视台来现场采访的记者居然都是师兄师，还特意让我这个师弟在镜前了一小脸说了几句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刚刚从临时帐篷里爬来上好厕所，就听到隔离线外面学生纠查队的人在喊：“复旦的陈彧在哪儿？你家里人找你！”

我家里人？！他们怎么会来上海找我？我心里很狐疑，赶忙上前去看个究竟。刚走了两步就看到沈之祺拎着一个保温桶跟一个纠查队员在隔离线外往我这边张望。见到我们相认了，纠查队员就放师了绝区。和师坐到僻静，我期期艾艾地看着师，不知该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