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般地缠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有一变得不言自明了，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那就是这件事该我来办。

8月的一个夜晚，我到拉德拉地理一件家斗殴。一对拉丁洲血统的夫妇，他们酒喝多了，而且大打手。妻的嘴破了，丈夫的一只睛被打青，他们的孩在隔房间里哇哇直叫。但是我们很快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我们见两人都伤得不重，因此便准备离开。当那妻知我们要走时，开始声叫喊，说她丈夫欺负她的女儿，在上待女儿。丈夫一听，顿时火了起来。我认为她是在胡说八，是想以此给她的丈夫找麻烦。但是妻持要我们检查她的女儿，于是，我就了孩的房间。那孩大约9个月大，脸哭得通红。我拉开盖被来检查她上的伤痕，这时我发现一块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旁的盖被下面。

情况就是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情况。他们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证明，可是并没什么可以证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无效，这事就这样会没完没了。他只要找个稍微像样些的律师，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毫无问题。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伙叫了去。我知，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抓起大麻放嘴里一嚼，就没命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个利害，打算捉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现在就我和他两人在孩的房间里。他妻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里，和我的搭档呆在一起。突然那家伙掏一只有两厘米厚的信封。他撕开信封，我看见里面全是100元一张的钞票。一大叠100元的钞票。他说：“谢你的帮助，警官。”

信封里足足有1万元，也许更多，我可说不准。那家伙递过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在孩的床上放大麻之类的东西很危险的话。那家伙立即把那包东西拿起来，放在地板上，一脚踢到床底下。然后他说：“你说得不错。谢谢你，警官。我可不愿意女儿发生什么意外。”他递过了信封。

就是这样。

一切都了。他妻在外边对我的搭档大吵大嚷，孩在这儿对我们大声啼哭。那家伙举着那信封，笑着，着，就像在说，没事儿，收下吧，这是你的。而我想…我不知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后来我们了起居室。我说孩没什么问题，这下那女人开始醉醺醺地对着我吼叫，说我待了她的孩——现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说我和她丈夫合谋，说我们都是儿童待狂。我的搭档认为她是喝醉了说胡话，于是我们就走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搭档说：“你在那房间里呆的时间可不短。”我回答说：“我得检查孩嘛。”就这样。只是她第二天来警察局，正式指控我待她的孩。她还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里是有前科的，但尽如此，这个指控够严重的。后来行了预审，但因缺乏据而被否决了。

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些钱怎么待的呢？”康纳问。

“我到拉斯维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笔。那年我为1。3万元非工资收支付了税金。”

“谁的主意？”

“劳的主意。她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切她都知？”

“当然啰。”

“那么警察局的调查呢？预审团有没有提报告？”

“我想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是听了一下陈述，便不予受理。也许在档案里了记录，但没有写报告。”

“好吧，”康纳说“把其余的一切也告诉我。”

于是，我又对他讲了肯·舒比克，讲了《洛杉矶时报》，还有韦尔。康纳皱起了眉，一言不发地听着。我在叙述时，他开始从牙齿里着气。这是日本人表示不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