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推拉式的门和木板墙，一帧书法横幅、一张黑漆桌，还有一只瓶，着一束白的兰。

我看见门摆着两双鞋，一双是男人的低跟镂鞋，另一双是女人的跟鞋。

我喊了一声：“康纳上尉在家吗？”

“请稍等一下。”

一扇拉门打开后，康纳走了来。他个得吓人，也许有1。90米，远远超过6英尺。他上穿了一件质地很轻的日本式蓝布浴袍。我估计他有55岁。他两肩很宽、有些歇，嘴上方的小胡修剪得很整齐，瘦削的面庞上长着一双目光犀利的睛。他的嗓音沉，举止沉着。

“晚上好，中尉。”

我们握了握手。康纳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不错，很有气派。”

“我过去常跟新闻界打，”我说“很难说什么时候你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照相机。”

他：“而现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联络官多长时间啦？”

“6个月。”

“会说日语吗？”

“会几句，现在正在学。”

“给我几分钟换衣服。”他转消失在拉门后面。“是件杀人案吗？”

“是的。”

“谁通知你的？”

“汤姆·格雷厄姆。他是负责犯罪现场的警官。他说那些日本人持要联络官到场。”

“噢。”他顿了一下。我听见的哗哗声。“这要求常见吗？”

“不常见。实际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事呢。一般情况下，警官们找联络官是因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困难。我从没听说过由日本人要求联络官到场的事。”

“我也没听说过。”康纳说“是格雷厄姆让你把我也带上的吗？我跟汤姆·格雷厄姆相互之间有成见。”

“不是他，”我告诉他“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来请你的。他觉得我经验不足。他说他替我打电话给你。”

“这么说你在家里接到了两次电话。”

“是的。”

“哦。”他重又现在客厅里，穿着一藏青的西服，边走边打着领带。“看来时间很了。”他看了看表。“格雷厄姆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大约9。”

“这么说已经过了40分钟。走吧，中尉，你的车在哪儿？”

我们匆匆忙忙下了楼。

我驱车向圣佩德罗开去，随即拐上第二大街，径直朝中本大厦疾驶而去。路面弥散着一层薄雾。康纳凝神窗外，问：“你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觉得好。”

“不知你能不能把今天晚上那两个电话的内容复述给我听听。越详细越好。如果能一字不差，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