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官在国对拉斯托沃洛夫行了调查。当时写成的《检察厅调查记录》，就成为追究我违反‘公务员法’的唯一证据。另外，关于指控我非法持有元从而违反‘外汇理法’一事，检察官向法提的唯一证据是已自杀的日暮先生的供述记录。除此之外，在历时两年的公开审判当中，检察官没有提任何够得上证据的东西。”（见《日本》杂志，昭和三十四年十月号）

由于受到这个离奇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牵连而遭殃的日本人，公开来的据说就达十七八名，还有人说是五十多名。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防卫厅、总理府（内阁调查室方面）的官员，也有民间贸易公司、报馆、通讯社（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以及复员军人等。

由于国方面的唆使，警视厅公安三科没有改变严厉的侦查方针。但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违反“刑事特别法”第六条，侦查后得的结论是：在平民当中完全找不到据法律可以问罪的情节。

从这个案件牵涉的人数来说，规模是相当大的，然而相形之下内容竟如此空。

因有违反“国家公务员法”第一百条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官员只有上述三人。但是据这条法律，至多能判他们一年徒刑。从这一考虑，日暮没有必要从地方检察厅的楼上楼自杀。即使问了罪，至多也不过丢掉外务省的职位，服刑一年了事。日暮自杀的原因不免令人到有些蹊跷。

主任检察官长谷会透，从日暮的供词中是可以推断一些情节的。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讯问记录没有公诸于世的今天，外界是无法窥知其内容的。以下这段话并没越推断的范围。

日暮果真作过拉斯托沃洛夫手下的间谍吗？如果他当过间谍，他为什么不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一月间就采取行动呢？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到他在国国务院面的这二百天当中，日暮的动静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他真是间谍的话，本会有一些动摇或者会逃跑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化呢？关于庄司和礼也可以提同样的质疑。

自杀的日暮没有留下遗书。他自杀不是于一时的心血来，而是好了神准备的。

由此还令人注意到，由于牵连到其他的苏关系的间谍事件而自杀的日本人，到目前为止为数也已经不少了，而个个都没有留下遗书。

一、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从苏联前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的草场辰已中将在军医院横死事件。

二、昭和二十五年一月，关东军原暗号班长、陆军少校松浦九洲男在自己的住宅自杀，原因不明。

三、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已故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的所谓“要求问题”的议会作证人菅季治在东京三鹰车站撞电车自杀事件。（一九五〇年四月，苏联发表声明说，除了正在调查中的二千四百多名战犯，日本俘虏已全释放。但是当时的吉田政府诬赖还有三十六万人未遣返，并谓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曾要求苏联不要遣返他们。德田同志在国会上彻底粉碎了这一诬蔑。菅季治在国会上作证说，德田同志拫本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为此，他受到军谍报和警察的迫害，终于自杀。——译者注）

四、昭和二十五年九月，原驻莫斯科陆军武官佐佐木克己上校在自己的住宅内自缢死事件。

五、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外务省书记生弘岛昌从东京代代木的本人住所莫名其妙地失踪的事件。

六、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原哈罗夫斯克《日本新闻》宣传工作人员难波明从家乡秋田莫名其妙地失踪的事件。

这还只是一些公开来的着名事件，这类事件实际上说不定要比我们知的多得多。死者都没有留下明确的遗书。看来陷苏关系的谍报渊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些人毫无例外地都被认为有双重间谍的嫌疑。但是“双重间谍”的罪名是注定加在这些人上的。苏双方都不可能单方面搞到情报。如果想从对方搞到情报，就必须拿自己这方面“可以卖的情报”要是什么也不拿来，就难以到对方的重要情报。从第三者看来，这就像是双重间谍了。

十二

本来日暮所接的一些文件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机密。欧局第五科负责《苏联月报》的编辑工作，此外还给有关的其他刊撰稿，这完全不是什么机密。拉斯托沃洛夫在声明中说“搜集的情报也有从日本报纸杂志上取材的”但是如果把这也算作辅助的间谍行为，那可太稽了。因此，第五科的工作说本不包括那些意义重大到足以使日暮自杀的机密。

与其说日暮属于外务省，勿宁说他属于内阁调查室。有人说这个内阁调查室是日本的“机密室”它倒也起过那样的作用。不过当时它还没有今天这样庞大的预算和人员备，机构也还没有扩充到这样大，因为各个上司的裁夺起着很大的作用。

日暮绝没有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过情报。据说实际上他决反共，忠于职守，从来没有给“内调”工作带来过损害。有些迹象令人到他负有特殊任务。实际上他并不属于日本机关。不他是什么职位（譬如说，派在内调室的专员），当然是不能向别人透的。如果说得更明确一些，他也许是被纳国情报网里了吧。上述这段话不是凭空想像的，而是据已有的线索推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