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同那个女人谈情说，后来那个女人说自己怀了，到了要去堕胎的节骨儿上，男的被警察逮捕了。由于看这桩极不面的事情要暴去，那个人就下定决心为苏联谍报工作。”

不能断定驻日军不曾照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说的步骤试行对他展开攻势。难不是正当拉斯托沃洛夫表现不顾奉召回国的时候，也就是说，正当他于异常状态的那一瞬间“女代理人”就承担了拉拢他的任务吗？至于她是“布朗宁夫人”还是“玛丽·琼斯”那不关要。即便是证词中所说的“女谍报少校”也成。总之，从各情况可以推想得到，军曾对拉斯托沃洛夫行过这样的“拉拢”

但是就以“布朗宁夫人”或“玛丽·琼斯”跟拉斯托沃洛夫接近后获得的成功来说，难在那以前军方面就没有策划过同他接吗？

这是不大可能的。这个策略恐怕早就一再行过的。关于这一，某方面还传着这样一段话：

情报系统的某谍报人员让他的情妇（日本人）去接近过拉斯托沃洛夫。她巧妙地同拉斯托沃洛夫亲密起来。不久，她就对拉斯托沃洛夫说：“我认识的一个国军人对他的差事到不满。我想，如果向他搞情报，他一定会提供对苏联方面有利的数据。”可是拉斯托沃洛夫十分谨慎地拒绝了这个提议。据说他这警惕的态度使国方面把他俨然当成了一个大人。

临到实际逃走的时候，拉斯托沃洛夫也是被当作大人对待的。驻日军谅必是极其缜密地协助他逃的。联社记者安森在拉斯托沃洛夫的记者招待会举行以前，即在他逃亡后不久的二月二日，曾拍发过下述电讯：

“现在有可能揭苏联在亚洲最大的间谍网的真面目了。原苏联驻日代表机构的二等秘书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从一月二十四日以来一直下落不明，而大家日益认为他是在军手里。如果是这样的话，过去两年多以来使军到伤脑的情势，其内幕就要由秘密警察查明了。然而，人们越发相信，拉斯托沃洛夫已于上月二十四日乘飞机离开东京，前往国军事基地冲绳。”

这则报是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六个月就发的，所以令人到惊讶。在这则报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把拉斯托沃洛夫到手一事给予的度评价，说是：“现在有可能揭苏联在亚洲最大的间谍网的真面目了。”

而且，还可以认为这则报是为国日后发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打下的底——是个准备阶段。也就是说，当时拉斯托沃洛夫还被认为是号人——“大人”

另一方面，苏联方面除了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时向警视厅提过搜寻要求之外，一直完全保持沉默。

前文已提到过，叫作罗扎诺夫的那个人以参加在札幌举行的冰比赛大会的苏联代表队领队份来到了日本。当时报纸上注销消息说，正是他奉了本国的命令要把拉斯托沃洛夫带回国去的。

被召回本国的苏联代表机构成员不仅是拉斯托沃洛夫一人，另外还有索维利耶夫、萨伏洛诺夫等八人，他们最初预定搭乘苏联船回国。可是在二十五日下午又挂了电话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定下了两个座位。用电话定座时，似乎是这样模棱两可地讲的：“还不知是否赶得上起飞时间呢。”

说到二十五日下午，当时拉斯托沃洛夫已经失踪一天多了。如果相信声明所说的、他是在二十四日下午四钟失踪的话，那末也已过了二十小时以上，这时他早已待在军机关里了。

然而苏联谅必也布有并不亚于国的周密的谍报网。苏联不会不立即知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真相。证据是：冰代表队走后，原说因冒留下来的罗扎诺夫却在二十八日就回国了。如果负有如此重大使命的罗扎诺夫没有查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真正原因，即便推迟回国日期，他也要在日本滞留到查明为止。从他匆匆回国这件事来看，苏联谍报网也必然肯定拉斯托沃洛夫已经落到国手里了。

再说，国方面的引诱一定使拉斯托沃洛夫心里很烦。他必须下相当大的决心。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他逃走，他又担心留在国内的妻和女儿的安全。但是，如果他奉召回国，说不定会被当作贝利亚的嫡系遭到肃清。可以想见，他对这些到忐忑不安，对于是否逃走犹豫不决达数日之久，既烦闷又懊恼，这大概就是他被看作神经衰弱的原因。

然而，他终于下定了逃走的决心。但凡一个人经过极端的苦思焦虑之后下定了决心，神反而会为之一，心情也就镇静下来了。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下雪的一天他在草地网球俱乐兴采烈地打网球时，脸上才了愉快的神。于是，这样一推测就能成立了：苏联方面向警视厅提的“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经衰弱”的说法，与草地网球俱乐会员所作的“他神饱满”的证词都是真实的。

九

失踪了的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达七个月之久。可是日本政府实际上是了解情况的。（参照上述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致冈崎外相的秘密文件。）

无论如何，日本当时已经是同国缔结了和约的独立国了。秘密境是违反国法的。国无视日本的国法，擅自用飞机把拉斯托沃洛夫送走，这是对日本政府重大的侮辱，是蹂躏日本主权的行为。前面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后，报纸刊载了冈崎外相的谈话，可是国当局只表示“这次的置实在遗憾，今后不再这样的事情”——难这么歉一下就算完事了吗？

而且，国对日本究竟有没有真正谢罪的意思，究竟有几分遵守保证的诚意，也是令人怀疑的。

关于这一，令人想起一年前发生的“鹿地亘事件”当时的国警长官斋藤升在他的《十年的回忆》一书中，曾就鹿地亘先生被日特务机关幽禁事件写了下面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