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大使馆，都把苏联代表机构人员当作有间谍行为的人看待。（参照下述拉斯托沃洛夫在国参议院所作的证词。）所以日本治安当局对他们每个人都分别派人钉梢，监视他们的行动。拉斯托沃洛夫在日本居留期间，一定被当局拍过不少照片。

而且拉斯托沃洛夫“亡命”国已有七个月了，国方面一定也给他拍了不少照片。如果他在国务院会见记者时允许给他拍照，日本当局看见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本来是能断言准是他本人的，可是新闻报中只形容他“着崭新的灰夏装，领带、鞋等等完全是国式的”而没有刊登他的照片，因此就无从判断是否确系他本人。

从日本被派去对拉斯托沃洛夫行调查的检察官，在记者们问到“你所见到的确实是拉斯托沃洛夫吗？”时，他回答说：“我想准是他本人。”其实用不着回答得这样糊不清。如前所述，警视厅一定有不少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要对一下就能够毫不费事地断定是否他本人。应该说，这个回答的措词是很奇怪的。

当时柏村、山本二人差到国的理由是考察警察制度。拉斯托沃洛夫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发表后，当局才让全国人民知他们是为了调查“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赴的。

再说日两国报纸同时刊载这个消息时，关于拉斯托沃洛夫究竟行了哪些情报活动，提得糊糊；不过使读者震惊的是这一事实：原来他那苏联代表机构二等秘书的职衔只是个幌，其实他的份是陆军中校。一听到“表面上是外官，实际上是情报军官”谁都会想到他大概策划过非同小可的谋吧。

但是仔细一想，各国都有很多像这样的事例。在作为大使馆工作人员到外国去的情况下，如果想从事情报活动，最好隐瞒份才便当。并且作为秘书要比作为大、公使馆武官有广泛得多的活动余地。有时，他所接受的命令并不来自大使系统，却来自本国另一个系统。不独是苏联如此，其他国家差不多也都是这样——连日本也是以此为准则的。

例如有这样一些事实：日本治安机关的级官员以参事或二等秘书的职衔分别被派到驻外使馆去；防卫方面机关（即军事方面的机关。——译者注）的负责官员被任命为驻外使馆工作人员，而这些人对于各驻外机关也隐瞒自己的份。

不过，国方面公布这件事的目的必然是特别想给日本人民以这样的印象：“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实际上是苏联陆军中校，在日本策划过非同小可的谋。”

那末再来考虑一下公布来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内容吧。扼要地说，正如他自己所供述的，他“亡命”的动机是由于他在苏联内务的直系上司贝利亚遭到了清洗。“这件事使我认清了苏联公民甚至对那些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挑战的、居于领导地位的人都不能够再信赖了，而我凭着直觉威到，让我回国是有不能对我说明的某‘秘密’原因的。”看来，预到回国后自己会遭到危险这一是拉斯托沃洛夫逃的唯一动机，而且可以认为这是他的真实动机。不过，在他“下定决心绝不返回苏联”时，有没有受到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呢？

在拉斯托沃洛夫回答记者们的询问之前，国务院发表了下面这样一项声明：

“国政府决定接受苏联驻日代表机构原政治情报官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先生为政治避难者，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已经在十三日把此项决定通知苏联驻大使查鲁滨先生。但是，该大使拒绝接受国政府的此项通知。大使本人自不待言，连他的代表也没有到国务院来。”

这里提到的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就是当时的副国务卿彼得·史密斯中将。他会担任过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也是国谍报活动的最权威。这一事实很有参考价值。

拉斯托沃洛夫说他在日本期间“并没有从国军人或民间人士那里取得情报”他说他没有同驻日军机关接过。

然而他逃走的时候，最初就是去和国机关接的。他虽然声称与国谍报机关没有接，但是在逃走时依靠了国机关的协助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想到他平时就同方的这一线索有接。

拉斯托沃洛夫写：

“我最通晓的外国语是英语。我比英国人更了解国人，因此，我把国看作我一定要到达的目的地。最初，我会考虑前往国大使馆，但是想到那就有被公诸于世的危险，而我认为这是无论如何得设法避免的。”

他所以说不能让外界知，无非是因为他希望此事始终在秘密中行。理由是，万一走漏消息，他怕留在苏联的妻和八岁的女儿会遭到迫害。他说：“要末就诡称淹死了，要末就用其他方式让人们摸不着底细而失踪——有没有办法像这样完全作为一个新的人到国去安全地过日呢？我开始考虑计划。我想，要是这么，我的家属就不至于遭到迫害了。”

自称未曾从国人取得任何情报的拉斯托沃洛夫，却向国本国和日本之间的谁也不知的一条线索——这是秘密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提了协助自己逃的要求，这意味着不寻常的事。也就是说，他并非“不知”而是知方机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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