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他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宍、鹤田和佐藤三个人一直持到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安也兴得仿佛是自己的一样。第二天（二十二日）早晨，他和鹤田相见时，两人烈地握手。

“从那天起，队员们继续展开活动，他们起草并散发了那个脍炙人的传单——‘看吧，天诛地灭！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同时还邮寄了以阻挠侦查工作为目的的明信片。”

四

昭和三十二年五月，札幌地方裁判所举行第一审。由检，官木一、泽井勉、小杉武雄，宣告将村上国治和村手广光分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三年。他们是以违反“禁止使用爆炸罚规”、犯胁迫伤害罪及帮凶罪被直接问罪的，枪击白鸟警的真凶则被断定为佐藤博。

证据是以所谓追平雍嘉的证词为基础的。

佐藤博这个人是机厂的工人。他负责为住安装机，大家都他叫老博。他在圆山支的负责人追平的领导下当上了常务委员。下面我从追平的着作中引用关于佐藤博在事件发生后的行动的分——也就是所谓“追平证词”

“‘白鸟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就到枪杀白鸟科长的佐藤博君家去，见到了他，并向他详细打听了事件的经过。我拉不开门，就咚咚地砸。只听老博说：‘谁呀？’我说：‘是我。’等了一会儿，他才慢腾腾地走来替我开门。他打开锁以后，就径直回屋去了。我像往常那样脱了鞋，走他那六铺席的里屋。

“这时，老博好像把脚伸熏笼（日本的一取设备。——译者注）里看报来着。熏笼上边或是旁边的席上摊开着报纸，上面似乎刊登着枪杀白鸟科长的消息。

“老博好像新近理的发，发梳得很整齐。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脸就越发显得苍白。我记得他神严峻，表情很可怕。

“我有半信半疑。心想：如果老博是凶手，他总不会待在家里吧。我就站在熏笼旁边，说了声：‘啦’‘老博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你认为是谁的？’我说：‘是你吧？’他就说：‘嗯，你怎么知的？’——他好像很慌张，多少存着些戒心的样，又好像在纳闷我怎么会知的。我听了就放下心来，心想：凶手果然是他哩。我就说：‘这事上就会知的。’——气之间仿佛表示：‘这事我当然会知喽。’于是他说：‘是吗？可是津靠得住吗？’我就说：‘我想他是知的，但不会说来。’——其实，我并没有把握。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一颗。’‘另一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去的。’

“‘你为什么偏在那样的地方下手？会给我惹麻烦哩！这么一来倒好像我是凶手啦。’后一句话我是像开玩笑似的说的。老博说：‘起初本想等他走到更靠街心一再下手，但是怎么也办不到。后来以为没希望了，就跟XX（他的确说了个名字，很可能是老（鹤田也））也分了手。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就跟踪了来。如果过了那个地方，就下不了手啦。因此，尽有几个过路的人，我还是了。’记得在这段谈话中，他好像还说过：‘我本想在芒野一带下手，好让人家觉得是氓的。’

“我以前听什么人说过，要是用两只手攥住手枪，扣扳机，一定会百发百中。我又对骑在自行车上怎样打手枪非常兴趣，就问老博：‘你是怎么打的？’他说：‘我脚下不再蹬车了，把包在手巾（？）里的手枪掏来，从后面打去的。打完之后又照旧骑了一阵车，只觉得一气力也没有了。’

“我们还说过下面这样的话：

“我问他：‘敌人会不会知？’他说：‘来不及领到自行车，我借了音（也许他说的是弟弟（日语里“音”（oto）与“弟”（oto－oto）发音相近。——译者注），但当时我听成是指札幌委员会的联络员音川了）的自行车，也许将来会被查来的。’——像这样，他直嘀咕自行车的事。我心想，如果骑的是音（音川）的自行车，明天要是再满街骑，让警察发现了，会不会被查是党的呢？这可糟了。我就问他：‘有谁看见了你没有？’他好像说：‘刚完之后，不知跟什么东西迎面错过去了。’（他也许是这样说的：‘不知跟什么人迎面错过去了。’）”

笔者在这里长篇大论地引用了追平的文章，因为当局判定佐藤博为枪杀白鸟警的凶手，实际上是以这段话为据的。此外，关于追平的《白鸟事件》这书，笔者也想照自己的想法来作一番探讨。

照追平说来，佐藤博会像这样一五一十地谈了枪杀白鸟警的经过，不久就躱起来了。当局还不知地下组织的情况“白鸟事件”侦查工作尚不摸绪时，他在二月二日到北海大学学生鹤田那里去，接着又由村上替他联系，到苗家山车站的工地饭堂去活，还到北见枝幸去捕过鲱鱼。以后他又返回千岁的门，接到“留在千岁太危险，转移到十胜来”的指令：他就潜到柏仓村里。

不久，村上被捕，佐藤博由党组织掩护到东京去，以后就杳无消息了。

关于佐藤博的下落，有人传说他已到中共地区去了，但并不确凿。

村上国治委员长被关在旭川监狱里。从札幌派来的审问官对他行盘讯时，他一开始就行使沉默权，一言不发。他曾把审问他的检察官的文件一脚踢开，又抡起拳砸门，行抵抗。审问结束之后，他就转过去，把背朝着检察官，嚷：“***！”

不久，他被引渡到札幌，了中央警察署的拘留所，在那里他曾两次试图逃走。当时负责审问的是木检察官。

检察官和村上之间的斗争开始了。村上正是自始至终行使了沉默权的人。他被转移到苦小牧的监狱之后，也没有停止顽的抵抗。一到法上，他就不再沉默了，将这个事件全盘加以否定。从此他在狱中整整行了九年（到目前昭和三十七年（即一九六二年。——译者注）为止）的斗争。他可以说是真正有战斗的共产党员。从他的笔记看来，他在警察署里曾经受尽折磨。

本案中唯一的证是从被枪杀的白鸟科长上取来的一颗弹。据安的供词，案件发生之前“心自卫队”队员会在圆山公园上方的幌见岭作过手枪实弹击演习。检察官指示侦查员将那一带搜索了一番，结果，发现了两颗弹。

关于五个队员在村上和宍的指挥下行击演习的情况，安的证词大致上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