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落合宿舍的负责人大谷的名下存了六十五圆，正好是同姓。分行职员把一些支票什么的整理好正要送往总行，防疫官就把他们拦住了。

分行长提抗议说，为了一张支票而这么可不成，只把那张支票消一下毒就成了。于是，那个人就从挂在肩上的帆布包里掏一个小瓶，把里面盛的无透明洒遍那张支票的正反两面，然后还给分行长，说他认为这样就成了，如果国宪兵还罗嗦，他以后再来；如果他不再来，就不妨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说完就走了。

由于实际上没有遭到损害，银行当时就没有去报告警察。

松井蔚的那张引人注意的名片是在一年（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被利用的。那次的目标是品川区平塚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也是在下午三多钟，银行刚停止营业的时候，来了一个举止文雅的男，递给分行长渡边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松井蔚、厚生省预防局”字样。他说：

“由于茨城的灾，发生了恶传染病。我奉命到当地去，工作得疲力尽地回来了。可是有一对夫妇带着孩从灾地区到小山三丁目的市场后面渡边家去避难，这一次又患了赤痢，引起行赤痢。为了消毒，我和军总司令的帕克中尉一起乘吉普车来了。一调查，才知今天上午他们家曾有人到这家银行来存过款。因此，这里的allmember，allroom，allcash或是all摸ney（蹩脚的英语，意思是：所有的人员，所有的房间，所有的现款，所有的钱。——译者注）都得消毒。现金和账簿一律不要动。”

那个人说话很有礼貌，一也没有架。

这里的分行长渡边为人谨慎，他派勤杂工到附近的平塚桥派所去打听了一下。派所的警察上骑自行车找遍了小山三丁目一带，哪家也不像是患了赤痢的。警察到银行去一看，那个人还站在分行长跟前。警察一问，那个人一咬定占领军的消毒班确实到三丁目的市场那儿去了，为了清情况，警察又离开银行了。

后来那个人说“为了预防，大家都必须喝这个”就从帆布包里拿茶褐的和无透明的瓶。他召集分行长和职员们共二十九人，先拿茶褐的瓶往每人的杯里滴了三滴茶褐，每份大约有一五毫升。然后他自己先喝给他们看，叫大家也都喝了，接着又叫大家喝第二。这跟后来在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的法一样。他完后自言自语地说“消毒班该到了吧”又说“太迟了，我看看去”说着就往便门走去，不见了。他再没有回来。

据说，那一次的“发涩，难吃极了”可是没有受到实际损害。分行方面还是向荏原警察署报告了，警察署记下了情况，把松井蔚的名片也保存起来。

毫无疑问，这两桩未遂事件和“帝国银行事件”都是同一个人的。侦查当局凭着这三家银行的职员的证词和两张名片的证，到侦查工作大有展。

七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钟，才查明被盗去了些什么，上发通知，但是凶犯已经在作案的第二天（二十七日）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把盗去的支票兑成现款取走了。

发票人是森越治，金额是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圆。背面用凶犯的笔迹写着“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背面签署的是后藤丰治，本人只写下自己的名字，凶犯在旁边附了个假地址。侦查当局对这个人的相貌和装束了调查。该分行的代理分行长田川夫说：“那人五尺三寸左右，肩膀又圆又厚，并不驼背，只是使人到穿得太臃。他着一好像是驼绒的白糊糊的方格鸭帽。帽是整块料的，后边笔，似乎是新的。大衣是咖啡的，颜鲜明的帽上一件厚厚的咖啡冬大衣，很不调和，所以给人的印象很突。”他还说，那人着宽宽的黑框镜，镜片是淡褐的。

三家银行都是由同一个凶犯去的，不可能设想单单在取钱时他会支使别人。笔迹是符合凶犯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的。据此，侦查当局认为拿支票来兑换现款的人必是凶犯本人，也就是说，那笔迹是凶犯留下的，并决定照这一方针来侦查。

凶犯说话没有什么富于特征的地方音，服装和态度也不土气，三个犯罪地选得都很老练，不像是从外县初到东京来的人的事。而且，凶犯从帝国银行来后，第二天就连鞋带大衣都换过才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据以上几，假若现在四家银行的是同一个凶犯，侦查当局认为他必然住在东京都，并决定在这个范围内行侦查

为了从在同一个时刻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过的顾客中找到目击者，侦查当局就去寻觅线索。同时，又设想他可能是乘都营电车来的，就在都营电车公司巢鸭营业所贴了写明该犯相貌特征的通告，要求司机和售票员予以协助。在相貌、装束下面，还写着“像是个包工”——这一是以目击者所提的特征为据的。

八

我在这里记下侦查当局发给全国警察署的《“帝国银行事件”侦查纲要》。读了它，大家就可以清侦查当局初所假定的帝国银行犯人的形象了。

“刑事侦查壹第一五四号之六。昭和二十三年二月七日。

刑事长

“帝国银行毒杀案件侦查纲要总指示：

“据屡次指示，各警察署对帝国银行毒杀案件谅必正在积极侦查中。为了更地了解情况，使案情得以落石，兹将侦查纲要开列并加以补充如下：

“一、须向东京都厅、区公所卫生科、防疫科（或防疫）、各保健所、医院、医生、药剂师，以及其他医疗、防疫有关方面行骑查，有没有人收到过松井蔚或山二郞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