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太长时间，我很快就累了，很难集中力。

房里变冷了。我打开所有的灯和所有的电视机，从一间房走另一间房，非常仔细地打量了一切——画室里已经画完和完成了一半的画像，厨房里的餐，我经常在上面坐过的小凳，我的衣橱和昂拉的衣服。我试着再次从布料里闻她的肤的香味，但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我受不了这个。我走我们的卧室，在宽大的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我们总是一起睡在上面。最后连这个我也无法忍受了。我看了我们所有的像。客厅里的桌上有一只杯。杯里还有半杯茴香酒。在她开车去接我院之前，昂拉一定喝过。杯上有一个膏印，当我坐在昂拉的写字台旁写下这些字行时，它就放在我的面前。

雨又下大了。我先前听见，门外的警官被另一名警官换岗了，我一直在往下写。又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是二十二十五分。我刚才给公证员黎贝勒打过电话，对他说，请他十一钟无论如何再来一下，取我的报告这最后几页。然后，他应该照我们约定的去。他讲，他理所当然会这么。我也找过门外的刑警，他坐在电梯旁的楼梯。我把房门钥匙给了这位警官，对他讲，公证员黎贝勒十一要来。请放他房，黎贝勒来取一东西。我想躺一下，因为我累了。这位警官也通知到了。他会带黎贝勒屋。在我跟这位刑警讲过之后，我回到屋里，来到平台上，走雨里，它冷冷地有力地打在我脸上。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曾经有人警告过昂拉当心而。这个人也曾经讲到过那许多白大褂和某个将要死去的人。那之后——我又想起来——贝尼斯夫人，卡诺特街上“奥地利旅馆”里的那个算命女人。她说，那之后昂拉和我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将化为一，永远幸福。这事儿，她说，还将在这一年发生。是的，讲所有这一切的是贝尼斯夫人。

我走过平台。那许多的有一分被雨打落了。我越过栏杆往下看，昂拉曾经想下去。房的位置确实很，我看到底下的泥地面。如果从这儿下去，必摔死无疑。

我走回屋内。我听到电视机里在播新闻，但没听明白。我关掉了所有的电视机和所有的灯，只留下写字台上的灯，然后我写下了这几行。黎贝勒一刻钟后就会来。我要将我的报告的最后几页放整齐，好让他很快就发现手稿。我相信，我写下了所有重要的内容。现在我要走回到平台上去。栏杆得发亮，但是很容易跃过它。一切肯定非常快。

代替宣誓

我，结人，在此声明，今天，星期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昨夜自杀辞世的德国籍公民罗伯特-卢卡斯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来到我的事务所找我。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去布图拉街上的黎国家银行租一只保险箱，钥匙由我们俩保。死者将两只信封放在这只保险箱里。他告诉我，一只信封里装着照片，另一只信封里是一盒磁带。我既没看过磁带也没看过那些照片。罗伯特-卢卡斯要求我，在他暴死的情况下或者在昂拉-黛尔菲娅夫人暴死的情况下，将两只信封拿到苏黎世，将其内容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向国际新闻界的代表们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公布。

在对他的谋杀失败之后，罗伯特-卢卡斯想到一个主意，就他的经历写一份报告。我的女秘书每天晚上去布洛赛医院取他速记写满的这些纸页，用打字机打来。次日我再将它们送到黎的国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直到罗伯特-卢卡斯死后我才想起也读一读这份报告。我在此声明，其中一分是有意的纯想象——大概是为了复仇、敲诈或隐瞒自己罪行的目的——尤其是一病态的情混的产品。我从没跟罗伯特-卢卡斯谈起过伊尔德-赫尔曼夫人，也从没给这位夫人打过电话。我纯属偶然地在布洛赛医院里遇到她一回，当我在第一个允许探访日去见罗伯特-卢卡斯并请求新的指示时。因此，如果认为在赫尔曼夫人和我之间或者其他人和我之间存在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或协议的话，这是不真实的。任何人持此观，我都将诉诸法。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赫尔曼夫人的那笔三十万新法郎，正如罗伯特-卢卡斯在他的报告里所写的。我不清楚赫尔曼夫人的一份“招供”类似的东西在黎国家银行的保险箱里也从没放过。

刑警今天在“棕榈海滩”赌场里听从法官的决定，让人打开了属于黛尔菲娅夫人的十三号保险箱，在场的有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督察、法国外的加斯东-迪尔曼和预审法官盖拉德-帕尼。保险箱里除了钱和死者的首饰，也有一只封上的信封。它在预审法官的指示下被打开了。信封里有苏黎世的瑞士星银行的一个账号的表格，上面存有一千七百八拾万零伍百瑞士法郎。正如预料到的那样，瑞士的星银行的行长决拒绝公开这个账主人的名字，当然更不会讲，这笔钱是以何方式如何到这个上的。

罗伯特-卢卡斯在他自杀前不久还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去黛尔菲娅夫人的房里取最后数页的报告，我也照了。次日，我让人迅速誊清了这几页，拿着它们去了黎国家银行，打开保险箱，取其中的所有内容，严格照逝者委托我的去执行。他请求过，在黛尔菲娅夫人死后不要立即打开保险箱，而是等他写完。罗伯特一定是把上面提到的两个信封——不它们有什么内容——在不知什么时候，在谋杀他之前或者在他从布洛赛医院院之后，从钢格里取了去，因为它们已不在那里了。保险箱里只有现在的这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