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没病的我，这有儿像是无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没把话说完，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胡言语，我听到话筒里一阵急促的息，他在考虑着如何才能收场。

也许他是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样对我说话是不恰当的——我会不会怒火中烧，因此起了邪念，去恶意影响他的前妻？

这番担心是多余的，我早就习惯了，所以我抢先说：“没关系，李哥，随便您怎么说吧。请记住，如果有一天需要帮助，就联系我吧，这句话一直有效。”

我们像敌人似的，假装握手言和，很友好地了别。

挂上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

我回想起自己在医院里实习的日，有一天，派所送来个贪杯的酒鬼，三天没了，虚弱得厉害，烧40度，脉搏每分钟155，并伴随严重的脱。这个酒鬼神经兮兮，或者是烧得糊涂了，始终认为医院是日本的杀人营，所以他打骂医护人员，言秽语不堪耳；他持要逃走，认为那是逃杀人营的唯一活路。

我们该怎么办？任由他跑医院在大街上晃，直到痉挛脱而死？还是不顾他的个人意愿，制安排住院，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最后把病治好？

用不着太多讨论，谁都知后一法是合适的。尽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不接受医生诊断，但他病情的严重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医者，我们都知，他看不清事实真相，不认为自己有病，这本就是一病。

很遗憾，大多数医院以及我本人，并不备什么制力。这也是件好事，可以因此避免其他被屈送医院的事件发生。可任何决定都是双刃剑，有利则有弊。

我开始思索另一件事，李咏霖拒绝我的帮助可以理解，但他咄咄人的态度人意料。他到底是在持什么，这是一大男主义的泛滥，还是他过分调责任的现，或者他有什么其他的秘密难以启齿。

或许，他和这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没有离群索居，都住在城市里；他们也许富有，也许贫穷；可能受过教育，也可能大字不识；他们不大引人注意，没有贴上伟人的标签，都是货真价实的小人，没准是老师、警察、技术工人或者李咏霖这样的私人老板。

我到可悲，他们都一样过分调责任，背负了太多东西，却不愿意相信别人，拒不承认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