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避免追求利最大化，因为这是这些官办工商企业主最大的政绩。当这些官办企业追求利和保障民生相冲突时，在政绩这个大诱惑下，地方官员如何选择，刘浩然觉得自己有坐在椅上的想都明白。

而这些官办工商企业拥有势的行政权利和资源，据有大的排他和支权，这不是垄断是什么？这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所以刘浩然觉得，官府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这些利益中脱来，由球员变为裁判，手持律法这柄利剑，便可以最大的为民主了。例如浙江现在最大的钢铁厂是官办的，为浙江一半以上百姓提供农、日用铁等钢铁需求。如果改为私营，过两天它要涨价了，官府必须审查，因为这个时候官府最大的政绩不是钢铁厂赚了多少钱，而是百姓的民生。如果百姓因为钢铁涨价而产生不满，从而引发社会不安定或者上告，绝对是当地官府最畏惧的事情。因此，官府在审查过程中会对你钢铁厂的账目，嘿，你的理成本这么，难要算到价格里去吗？这不行，你如果非要涨价，我可以去江苏联系一家理成本不，价格更低的钢铁厂，鼓励他们浙江经营销售；或者说，你小利已经达三成了，还想涨价，没门，据大明反暴利条例，你不但不能涨价，还必须降价半成。

刘浩然也知这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想法，真要去实现，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力行，不过刘浩然觉得，只要找到弊端，就有改的机会。

刘浩然暗自想了一下，发现自己还是有“先见之明”此前凭着“觉”制定了一整合适的制度，如税赋度集中，工商业赋税就不用说了，一般百姓最大的田地赋税也是有一完整的理制度。

缴纳田地赋税的粮由运转设在各地的粮仓行保，而理和统计则由国内税务局行。每当秋收时节，运转下设的各粮仓在各乡设，国内税务局也会遣人过来。国内税务局的税务人员只称秤、记数和发放完税凭证；运转粮仓人员则负责清、装载运送和仓，然后两本账簿，粮仓一本，国内税务局一本，隔段时间就盘一次。而这个时候，也是廉政公署、都察院各地机构和监察局最活跃的时候。

国内税务局和粮仓人员联手贪墨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关键是一个“犯罪成本”的问题，刘浩然信奉的一句话是没有完的制度，但是这制度必须是最大可能防止和发现问题。国内税务局人员的确是可以大捞油的好职位，所以照国内税务局的内规章，一个税务人员在一个地方不能连续待两年，两年过后必须换地方，而且去向是随机的，可能你今年在安徽收田地赋税，后年就可能去江苏收工商税。诸如这样的制度，就是要提犯罪的成本，人员一接，总要把旧账理清楚，否则你新来的人员就要背黑锅了。这一清理旧账和接，就极有可能发现隐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