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军日夜看守。十八日由刘浩然随意选定其中一，再由主考官、副主考官、同考官与刘存忠一同验明封条印鉴完整，然后由副主考官与刘

同带着军士护送至江宁印书局。大内亲军把印书车住，不准任何人。工匠带着粮吃住在里面，日夜开工，印刷五千试卷，印刷完毕后立即由副主考官与提调刘存忠一同封存加印鉴。考试那日再由两人护送至考场，由主考官会同副主考官、同考官验明封存印章，然后开封卷考试。

而正试和加试地题目却是由刘浩然，封存在一个信封里，在每天开考前由刘存忠从刘府领，护送至考院，由主考官等考官一同验明封存印鉴，再开封颂示考场，考生照题目答题。

刘浩然在低盘算这次国考的得与失，他曾经对比过唐宋元地科举考试和后世的公务员考试、学历考试，现科举考试有它地长，那就是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是一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而据他地了解，历史上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

它的缺是在历史上由于明朝皇帝改变了考试内容、固定了应试地格式，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思想的枷锁。

而且科举将学历考试与文官考试混为一，使得应试的文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中举当官，全无心思去从事其它职业和工作。

为了避免历史上地错误，刘浩然拒绝了宋等人提议的照前宋制直接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让应试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地考试方法，而是改为一新式考试方式。他曾经意味长地对一文人名士言：新立之初，当海纳百川，不能以文限志，独长一家一言。

而且刘浩然准备在这一次科举尝试之后，据情况对科举再次行改革，真正到学历考试与文官资格考试相脱离。

“我心中已经有了定计了，不会误了考试。”刘浩然淡淡地说，刘基默默地看着他，睛闪过一光芒，嘴张了张，言又止。

刘浩然看在里，心里知他想说什么，虽然这次科举没有让理学学派意，但是刘基、宋等浙东理学学派想借着这个大好机会成为江南行省主学术思想。由于刘浩然指定了教材，所以理学在江南行省童学、县学、府学中不占优势，而由于刘浩然放纵，江宁大学、东南大学中除了折衷儒佛、调和朱陆的浙东理学派，还收纳了兼宗陆学的江西理学派、号称朱熹嫡脉的金华理学派、陆学承传地四明理学派，光是理学内各学派就争得非常激烈，还有传承洛学、关学，偏向调功利、注重事功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以及批判“神学迷信”、以正风俗、息妖妄的东南武文士谢应芳等其它名士学派，尤其是谢应芳的事情最为世人称奇，刘浩然听到这位当代“无神论”当即聘请他为东南大学教授，随即又转聘为江宁大学教授，让江南文人实在摸不清这位丞相的“学术好”只知他“涉猎甚杂”

于是宋等人把注意放在了这次科举上，他们希望这次科举的题目能够偏向程朱理学，只要形成惯例，就不愁江南读书人不去专读程朱理学。可是为主考官地朱升更擅“帝王术”而且在刘浩然的影响下，慢慢偏向实用主义，他为刘浩然地老师，也在为学生在“学术”界玩平衡，就是不让程朱理学占主优势；李习和陶安师徒俩虽然也算是程朱理学一脉，但是跟着刘浩然甚久，早就跟着他一个鼻气，以“君忧为重”；叶兑以经济自负，尤天文、地理、卜书，更彻底的“帝王术学”所以宋一个人有“孤军奋战”原本还想把同门地刘基、叶琛、章溢拉来当同考官，但是却被刘浩然以军国事急、官职之人不便为考官为由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