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安置于工厂之中…这般的话，工厂等于是替国家背下这负担，朕觉得，当为工厂减些税负才可。”

“陛下明鉴！”听得天有了应对之法，魏了翁心中快地说。

报纸上有关“革新”的争论已经到另一个阶段，从最初的要不要革新，变成了“怎样革新”历代变法之事都被拿了来，比较其得失，总结其教训，其中所提最多的便是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与其说是王安石还不如说是大宋神宗皇帝变法，这场变法对大宋造成地后果，直到现在还存在，比如说极为激烈的党争，将政治斗争与学术争执混为一谈。

沉寂许久地陈昭夏在《大宋时代周刊》中又发表了署名文章，文章中尖锐地指，王安石变法失利地原因不在于王安石滥用小人，而在于那些正人君“袖手旁观”甚至于掣肘反对。他在文中极激烈地说：“时之变也，原当君臣一心中外一，举国之力而求变法之利，有何不可得之！彼等拘于学术之争，专于党派之斗，冷旁观，袖手不顾，使君王无君可用，名臣无贤臣相佐，故小人如吕惠卿、蔡京之辈得以幸。坏新法者岂小人乎，实为彼辈君也。若使司光、欧修、苏轼，皆鼎力相助，前有司欧提携，后有二苏佐辅，使新法之善者得继而恶者得正，我大宋何来靖康之耻？”

“不同不相与谋，此者，乃天理大，而非学术小也。司、欧、王安石、苏轼者，皆心怀致君尧舜之志向，拥兼济天下之抱负，实相同也。然而彼等不分大小，以政见相左为不相同，故此致使君内斗而小人得利也。”

“君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于治国政见可不同也，于报国济民大不可不和也。”

这次陈昭华的矛不再是朱熹这位理学大家，而是直指大宋百年前地名臣们，那原本是大宋最为耀煌的时期，那些名臣随便挑一位，都是五百年难地天纵之才。陈昭华这篇《王安石变法得失考》有如檄文一般，在《周刊》刊之后，上又掀起滔滔狼来。

明人都知，陈昭华此文其实是在为天新法造声势，是在告诫那些对天革新之策心怀异意地人，若是不能举国同心，王安石变法便会成为前车之鉴。同时他也在为天寻找革新万一现失误的借：非革新不对，实为众臣心志不一。

崔与之握着报纸，看完这篇文章后笑着摇了摇：“天中为何有这许多人，耶律晋卿已是宰相之才，这陈耀夏又是一礼侍郎之才。”

“崔相公，天令陈耀夏写此文是何用意？”

与崔与之相对而坐的是葛洪，原本在宣缯之后，他葛洪最有可能坐上首辅之位，但半途杀一个崔与之，让他多少有些不平。虽然表面上与崔与之尚算洽，但私下拜会得并不多，只是见了陈昭华的这篇文章后，却不得不前来与崔与之商议。

他人老成，可以从陈昭华这篇文章之后觉到天森然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