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榷场其实不过一小事也，只要严防铁、铜钱不敌手，则可矣。若是我朝不予理睬，则蒙鞑必以为我朝与之有战伐之心，则是雪上加霜，今金已不足以为屏，蒙鞑若灭金，则必以我朝曾拒绝通商为凭据，与我朝为敌。”参知政事薛极奏“此事当绥不当急也。”

薛极的意思是说这通商，不过是一件小事，不能激化矛盾，只要不壮大潜在的敌人就行，比如铁与铜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得罪人，以免将来授人以柄。

“薛大人此言毫无远见之明，丁亥之变（指1227年蒙攻宋关外五州）刚过不过半年时日，难到薛大人却愿意与北虏暗通款项，此举无异于助蒙灭金也。臣不敢苟同此论。”葛洪反对“元佑二年（1087），翰林学士苏轼曾言与夏人和市事，执政大臣谋之不，因中国厌兵，遂纳其使，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和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夏人未我皇宋陛下之恩德，反而对夏贼之主恩德，饱而思奋，轻犯边陲。此前车可鉴也！”

宋朝朝野不是政敌还是同盟，均认为蒙古是国家地潜在敌人，争论地落脚其实就是如何才是对大宋朝最有利的问题。比如嘉定年间，蒙古攻金，宋国朝臣是否往例给金岁币的问题上就有过争执，一方认为应该趁机断绝与金国的不平等关系，甚至利用这节省地岁币来军，另一方包括史弥远却认为金国虽是大宋地仇敌，但在蒙古兴起的情况下却是宋国地屏障，为防止“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于是，在金国被迫迁都的第二年，即嘉定八年（1215）三月，派丁、侯忠信赴金贺长节，向金宣宗转达宋宁宗“请减岁币如大定例”的愿望。但被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所祈请”为由加以回绝。于是南宋政府便托辞槽渠涸，运输不便，断绝了岁币。最终金宋两国从淮东到陇右长数千里地国境线上，全面爆发了战争，这不仅让宋国很受伤甚至有委屈之，也耗费掉了金国大量的兵与国力，并且金国在军事上并未得到多少便宜，也阵亡数位抗蒙名将。

今天也一样，赵昀听了两方的话，不知如何是好，他的目光投向丞相史弥远。

“史卿家，卿以为如何呢？”赵昀探询。

史弥远心说这关键时候还要看我老史地，他略思考了一番：“葛大人所言也是谋国之言，薛大人也是一番苦心。但依臣所观，诸位臣僚恐怕忘了，那贺兰国王在国书中不仅乞请用换我大宋产，还说榷场设在河陇。如此，一则我朝枢院可以获得西北良，我朝缺，百年前每匹价不过四五十缗，时至今日，价已达三四百缗，故官军多为步军，一军骑乘不过一二十匹。然蒙鞑兵势大，不过是恃北方之力就中国之技巧耳。二则，因贸易在彼境行，我朝不虞有虏人细乘机我关内刺探军情或作之忧也，反之，我边关则可遣人扮作商贾，窥视河西，以探敌情。然而，那贺兰国王所请，我朝却不必答应！”

“史卿家，这又是何故？”赵昀惊讶地问，史弥远所言前后不一。

“回官家，昔年我朝应夏人所请曾开榷场，夏人大得其利，正如葛大人所言一般。然我朝曾令售铜、锡等以买夏人之，而纤缟与急须之皆禁，榷场也随战事时禁时开，视夏人恭顺与否耳。今我朝与蒙鞑非盟友，然亦不可使之为敌也，故而臣以为榷场不可开，但却默许民间私易其匹，诏边臣严守边关，禁铜、铁等要害之彼境。”

“史卿家真乃国之栋梁也！”赵昀龙颜大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