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实际上，蜀币比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须朝廷安分下来，百姓就会扛起锄，自己养活自己。陈元凤在益州，只了不到两年时间，剿抚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盗贼，并因此升任转运副使。

叛的西南夷在几次主动击扰皆被王厚、慕容谦击败后，很快便不敢再挑衅宋朝。见着一两年间宋朝都未来征讨，这些叛的落顺理成章的又重新开始了互相之间的仇杀，在陈元凤、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的暗中挑拨、收买、分化之下，三四年间，这些族要么重新归附宋朝，要么早已将项上人，悬在了戎州的城门之上。

绍圣五年，陈元凤甚至上了一份雄心的奏状，请求朝廷允许他发益州之兵，清算当年西南夷叛时的领落，乃至要惩戒后来曾经接纳过某几个族投附的大理国。

在司光主的政事堂，这份奏状当然不可能被采纳。为了怕陈元凤惹是生非，司光脆将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历练”为名，升任河北路学政使。

绍圣五年的司光，是如日中天的司光。无论他什么事，两府都没有人会反对。

在这一年，朝廷如约赎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盐债，没有一文钱的拖欠。旧党中与司光渐渐疏远的那群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将此视为自己持续五年抗争的胜利，宣称朝廷只是勉了件理所应当的事，但大多数人，要么沉默不语，闭上了嘴，要么公开转变态度，赞扬司光。

仿佛这全是司君实的功劳！唐康在心里面愤愤不平的想。仿佛这全是司君实的功劳！

其实谁都知，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东南之盐债、封建诸事，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旧党们记不起远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将石越的功绩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全在于当初司光定的支持了石越。

世间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诞可笑。

所以，这一年，司光的威望达到了。

但绍圣五年的司光，亦是暮气沉沉的司光。

这位七十多岁的司相公，已经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务，几乎全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主持。而这位左丞相所的事情，则是拒绝了陈元凤清算西南夷逆首的奏状，驳回了文焕、薛奕请求西征注辇国的奏状，默认了李秉常在昌恢复年号，委曲求全的继续执行与契丹这份早应终止的条约！

他支持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再发行五百万缗新债券，用来筹措资金，修复陕西的溉。绍圣五年，朝廷国库倒并不缺钱，只不过石越与两府皆认为国库里应当多留一积蓄，以备不时之需，而直到那时候，在究竟应当继续回收钞，还是可以适当再发行一些钞之间，两府依然拿不定主意。这一上，每个人都是惊弓之鸟，不货社提多少理论，太府寺怎么谏，甚至连石越都固执的认为，在国库储备的金银铜与发行的钞最少达到一比三之前，绝对不宜再发行钞。司光显然也持这心理，于是。发行适度的债券，反而更加容易得到两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