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大宋本土之内，将奉行全面收缩之策略，对外不仅要维持与大辽的和平，更将积极与西迁之西夏修好，即使对西南夷，亦将以招抚为主、分化打击为辅。众人的信件中，警告劝解之意甚，薛奕亦自知，虽然他迅速攻灭三佛齐，又向朝廷献了大量的俘获，一则鼓舞了士气民心，二则于朝廷不无小补，三则侧面支持了封建南海之策，朝廷这才在面上未追究他的责任，反而不得不姿态来，大家表彰。薛奕虽然未能因此再爵，但官职日，家中荫赏亦算极厚。但是，两府实际的想法，尤其是司光的想法，却并非如朝廷对天下宣称的那样，反倒是忧心忡忡。司光担心薛奕的成功，会给边将们一个错误的信息，使他们乐于生事，从此国无宁日；更担心的是，薛奕在南海挟胜而骄，让南海变成另一个西南夷。

而石越在此事上，与司光的态度却全不相同。石越同样也不愿意与注辇国发生冲突，但是，相比而言，石越比司光对南海的历史更加了解，他知六十年前，注辇国就曾经大举兴师东犯，击溃三佛齐军，生擒三佛齐国王和他的战象，攻破三佛齐之大城，使此南海国，从此彻底沦为注辇国之附庸，此后六十年间，三佛齐王之册立，必须得到注辇国之允许。若说宋朝势力侵南海，是还可忍，但如今宋军攻破三佛齐，擒其国王，分其国土，另立新君，若是如此这般，注辇国还无动静，那其在细兰海建立的海上霸权，一夜之间，便将崩溃。因此，石越已经数次告诫薛奕，要他对注辇国绝不可掉以轻心、轻敌误国。

朝中石越与司光现如此大的分歧，司光力主要加对海船军与海外官员的约束，而石越则几乎是暗中纵容他们发动战争而海外事，一向又是石越所主导，此番司光手过问，这自是石越难以接受的。但是，从往来书信中，薛奕却知朝中局势亦十分微妙，自发行盐债以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极为顺利，但是各弊端，也渐渐显来，最常见的事情就是行抑，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迫当地的富与与中产之家购买，这中间最倒霉的就是中上之家——许多家，往往是被迫买了数百贯盐债后，便濒临破产，不得不低价将盐债抵押或者卖掉，而朝廷则境尴尬，经常是在刚刚表彰过一个地方官员后，才发觉他的属地现了抑之事。北方的地主富对此尤其怨声载，旧党的不满、台谏的恼怒，日渐月累，越来越大朝廷虽屡颁诏令禁止，但又如何禁止得了？想要严厉罚，但地方官员却也同样觉得朝廷不近情理，反弹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此事反倒是王安石在南方得有声有，但王安石的成功，却只能更激起旧党的疑虑。

可以说，自盐债以下，石越的理财之策，全都靠着司光、范纯仁的个人威信与良好的人脉支撑着，朝中才没有形成再一次党争。但司光的牺牲亦极大，不断有旧党名臣自请外，不断有故好友与他断，而旧党间的裂痕，亦越来越大——旧党中对司光、范纯仁不满的君们，以河北人为主，大批大批的聚集到御史中丞刘挚的周围，俨然自成一党，若非司光威望犹存，旧党几乎立刻就要分裂。在如此大的压力下，若非十月的政策确有效果，双方的合作早已破裂。

因此，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为了安抚司光，石越亦不得不作妥协。

曾布的奏折、两府的约束，不过是这妥协手段的一分而已。石越必须让司光相信他是诚心诚意带领宋朝走困境，而一场外里之外的战争，却无助于让司光这么想。而若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则更可能令司光平生疑虑，怀疑他与新党究竟有何区别。

石越的麻烦，其实就是薛奕的麻烦。

朝廷削弱他的兵力，石越却要求他如果注辇国东犯的话，要以速战速决为利。若不到速战速决，石越亦要求薛奕确保周国与邺国的安全，帮助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生存、壮大。尤其是同姓诸侯的邺国。

用兵之，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比如客军远来，利于速战。因此即便不论实力对比，速战速决，亦应当是注辇国所期盼的，而宋军则应当垒、严阵以待，避开敌之锐气，消耗敌人之补给，松懈敌人之意志，然后再寻找时机，趁虚而击之，则可竟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