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但其实也就是堪堪能在汴京换一座大的宅院而已。行伍多年，官得越大，开销也是越大，既不敢克扣军饷，又不敢私自回易，吞没俘获，属有什么困难，他还要自掏腰包加以周济，虽然因此甚至得军心，但是钱袋却是注定不可能太鼓的。但李浑却比他更穷——到此时，田烈武才知李浑祖上，居然是沙陀人。李家虽历代皆为班直，但因为他为人任侠豪，父兄又先后都在宋夏战场牺牲，因此家里除了一座四光光的宅院，两个儿三个女儿外加两个侄、一个侄女共八个小孩要养活外，也是穷得叮当响。他转任军法官，亦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家里既然穷，升官的机会就少，而军法官俸禄较曾通军官要优厚些，于他家的窘境，总是不无小补。这番被贬，于李浑家实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李浑平素在京师的那般朋友，这会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肯面。田烈武是捕，自然知这些没有盘缠的被贬斥的官员，在路上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兼之李家这境况，他更不能放任不理，没奈何下，亦只得东拼西凑，替李浑来筹集路费与安家费。他也不敢去找石越、唐康、秦观这些人，好在田家在开封府的衙役中间，还是有名望的，田烈武虽然倒了霉，在家闲置，但毕竟大大小小还是个武官，那些衙役捕快也还不至于象李浑的朋友那么势利，一人几百文几贯的凑，竟生生是凑齐了这笔钱。

送走李浑之后，田烈武更加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去侍卫步军司卯外，便是天天在汴京城里闲逛，每日里在茶馆喝茶听报。直到有一天，他在城西金梁桥街附近，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

在此之前，田烈武并不知，刘楼藏书阁早在熙宁十五年的时候，便已经超过白潭图书馆，成为汴京乃至整个大宋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其时在桑充国的一力鼓之下，即使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宋朝朝廷在公共教育上的开支，也是逐年上升的——虽然比起庞大的军费开支，那是本不足一提；但毕竟也是在步。早在熙宁十三年，英年早逝的欧发便率先提“识字率”的概念，倡导官府应当要全力提识字人的比率。在欧发去逝之后，桑充国与程颐便接过了这个火矩，桑充国在《天命有司》中，更将之视为政 _府当然之责任与义务，不容推卸。程颐则将这些概念，纳他哲学系中“”的范畴，加以鼓。这些鼓，其实暗合了熙宁十五年后，宋廷中那反对继续战争，主张休养生息的ZZ势力，亦迎合了平定西夏之后，民间普遍的厌战情绪。在压力之下，政事堂第一次下令调查全国范围内的识字率与男童就学率。

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可能乐观。要知，在另一个时空中，１９世纪中期，勉可以识字的敦庶民阶层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会写字的更低；而法国于１８８１年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实际就学率竟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四！

托儒家一千多年来实际是以教育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况倒还不至于这么惨淡，但也够糟糕的。

识字率方面，汴京是最的，却也仅仅刚过三成，其实是杭州、扬州与成都。在某些地区，更是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全国平均识字率约百分之二十。

至于男童就学率，自《兴学校诏》颁布以后，倒是大有好转。在汴京，有桑充国持续的努力，兼之又是天脚下，就学率竟达六成五。但让人吃惊的是，男童就学率最的城市却是杭州——除了商业的发达，江南的学风郁外，也因为有技术学校、以及伏波学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七成。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繁华的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就学率亦不足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