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问。

石得一连忙继续禀：“这桩案案情原极简单，三司会审，只不过是将犯官过堂问确认而已。几名犯官与人证，供一致，既无争议，亦无疑。难以定案，实是主审的大人们对怎样定罪，各执己见…”他停了一下，偷看皇帝脸没什么变化，方继续说：“最后定谳，主犯唐康，虽有平叛之功，然擅发禁军、擅杀叛卒，当降职编；主犯田烈武，未受令而擅发禁军，以违军令，绞。主犯李浑，擅发禁军，附唐康擅杀叛卒，为军法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斩。从犯遵惠，劾贬官…”

他一面说着，皇帝的眉不知不觉便皱了起来。宋朝制度，皇帝拥有最司法权，对于案件的审判若有疑，或以为定罪不当，皇帝有权发回重审，若有争议，竟可脆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新官制，一般的案件，即使是大理寺、开封府定谳后，刑可以复，御史台可以置疑要求重审；军事案件，卫尉寺定谳后，枢府也可以复。但唐康、田烈武的案，却已经属于“诏狱”两府与台谏虽然也可以讨论定罪得当与否，但在某意义上，它直接现的是皇帝的意志。

赵顼原以为这件案在论刑的时候一定会争议，到时候他就可以顺势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然后以朝论公义的名义，给三人脱罪。他万万料不到，三司会审，竟然会最终达成统一的意见，直接定谳论罪了，而且罪名还定得这么重。这下他是搬起石砸自己的脚了。

石得一是极为察言观的，看见皇帝神，连忙又解释：“本来，以祖宗条制，唐康、田烈武诸人虽擅发禁军，然毕竟是事急从权，说起来竟是有功无过的。但厚引了太祖朝的一则故事…”

“什么故事？”赵顼听说竟然是默主张重判，心里更是哭笑不得。他以默主审，原也是想着默与石越的那渊源，不料这默竟然全不认账。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大火，审琦不待召领兵救，台谏官劾之，太祖皇帝对王审琦言：‘汝不待召以兵卫，忠也；台谏有言，不可不行。’竟罢归寿州本镇。祖宗家法如此。”

赵顼听到默竟然抬太祖皇帝来，不由得声不得。

却听石得一又说：“唐康、田烈武率兵平叛，确是忠臣。然其又擅杀叛卒，军法：贼军弃杖来降而辄杀者斩。虽渭南叛卒，是不是军法所谓‘贼军’，诸位大人颇有争议。然厚以为：纵其不是军法所谓‘贼军’，以祖宗故事——凡岁饥时，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论法应弃市，然每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真宗皇帝下诏褒之。祖宗以人命至重，若非情理害者，悉皆免死，此为祖宗立法之意。渭南叛卒可比此例，其虽有罪，一则有司未定其罪；二则即使论罪，法虽论死，其实止当刺。纵使擅杀刺囚徒，其罪非浅，况唐康、李浑所为。惟念唐康素有功绩，且其擅发禁军平叛，所为者社稷；擅杀叛卒，亦属事有因，故从轻议，乞发落某州编。田烈武虽未涉擅杀之事，然其罪亦非止擅发兵而已，其奉军令赴益州平叛，非寻常驻军可比。田烈武军令在，而中擅违节度，论法当斩。惟其所为皆公心，且未酿大祸，平叛渭南，于社稷亦不得谓无功，以法则绞罚。然恩自上，亦乞陛下宽宥之。惟李浑之罪最重，且为军法官，更当罪加一等。其罪在不赦，定斩刑。只遵惠之罪轻…”

石得一转述默定刑的理由，竟让赵顼半晌说不话来。他也知，宋朝的制度，如果法官论刑不当，是要受到惩罚的。默主审这么大的案，又是在朝野中极争议，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怎么敢轻易定谳？

“依才看，此案朝廷必定还会有争论的…”石得一揣测皇帝的心意，小心翼翼地说“朝野的议论，还是以为唐康、田烈武有功无罪的居多。不过，三司会审的定罪，亦有其理，朝廷大力整肃军纪，若以为事后有功便可以抵罪，会大开侥幸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