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德秩序，遵守符合自情况的德规范，造反作就没有德依据。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的意识，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其中“仁礼一”的系中包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的惩罚不是法的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而不是全的手段。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以法为用”的礼法系，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作为最早提“民贵君轻”思想的学说，一切都表明儒学本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民众百姓）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臣守臣，父守父守；一方面则是：君守君是臣守臣的前提，父守父是守的前提。

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本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

董仲舒虽然前后提天人三策，举孝廉，策贤良，一扫大汉以往因黄老之学无为放任到极致，让诸侯骄恣，豪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加上四夷不断侵临，匈寇边的颓势，再次盛起来，但是他把一切都归于天人应上去，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天命”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泉源，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的知识，而是要知事的“本心”；要察事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他认为天有，人也有，可以互相呼应。因为天与人之间可以“同类相动”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以类相应，所以人想求雨，天就会下雨。

他以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取之于天的，而“名”是由圣王会天意而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名”就是诗、书、礼、乐及封建德，这些知识就是应该学习的内容，至于自然知识那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说也。圣人所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傅）于众辞，观于众，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者，君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故曰：于乎：为，一人师者可无慎耶”！

他还提了提了三品的思想，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中民之和斗筲之。他认为上下两人的都不能叫，只有中等人的才可以叫。这三品说的实质是把所有的人区别为三等，是一由天意决定的划分论调，上等人就是圣人，他们的不仅生来就是善的，并且是超过“善”的，整个国家“善”的标准和内容就是由他们制定来。上等人并不多，只包括着统治阶级的最阶层，包括帝王和那些制礼乐、定法度的当权人。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百姓们，他们的生来就是恶的，本上不算是人，直接把他们排挤在人之外了。圣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则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两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民，这指的是豪门地主阶级。中民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对象就是这个中民等级的人，贫苦的百姓大众是排除在教育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