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的不是德教化，而是生存，是温饱，是谷粟和绢布。所以丞相大人实施了一连番的改制，这改制迅速打破了国策心的平衡，由此导致了大汉的学术之争越来越激烈，朝堂上的权力斗争也越来越残酷。这关系社稷存亡的本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修正，中兴大业将很难持续而稳定地推。”

张燕这几句话让赵云有一醍醐顿开的觉。

学术之争、权力之争说到底是利益之争，但利益之争如果太激烈了，那就说明国策了问题，仅仅靠严刑酷法行镇制肯定解决不了。一味地打击和屠杀只能让矛盾越来越激化，只能让社稷形势越来越恶劣。

张燕从国策的心思想，从礼、法的角度分析了矛盾激化的原因。现在朝堂斗争之所以白化，不是丞相大人持以法立国以法改制的思路了问题，也不是门阀世家持以德治国以礼改制的理念不对，而是儒家学说不适应时代，儒家学说无法让当前千疮百孔的社稷得到振兴，无法满足当前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百姓的需求。今天的大汉要想中兴，今天的大汉要想让百姓休养生息，需要一能与之相适应的，相辅相成的学术思想。

“当年祖皇帝打天下，到了关中后‘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它苛法一律废除，百姓无不拥。”张燕轻策战，继续说“大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他们希望朝廷废除秦朝的苛政。而祖皇帝到了，他承袭了秦朝的利民之策，废除了秦朝的所有苛政，结果有了文景之治，大汉在短短数十年内便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祖皇帝立国之初，大汉一片废墟，民生凋敝，社稷不稳，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急需解决。此时以德修养为己务的儒家和崇尚自然、消极无为的家老学都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以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以法为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恭俭无为、贵柔守雌为主要内容的家黄老之学随即应时而生。”

“到了孝武皇帝年代，大汉需要北击匈，需要开疆拓土，需要一与之相适应的学术，于是儒家学说登堂室。”

“时代不同了，皇帝、朝廷和百姓的需求不同了，学术思想也要改变，也要发展，本朝四百年来的历史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鲜明的例。作为后人，我们不但要以史为鉴，更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以保证社稷和百姓能够更好地生存。”

赵云已经明白张燕此趟晋之行的真正目的了。

此刻晋云集了襄楷、鲁女士、王真等大汉有名的学大师，许劭、王剪、华陀、张机等人也都是兼学儒、的大儒，如果现在张燕到晋提推行家黄老之学，势必会得到响应。

随着天行台建立，南大战的开始，朝堂上权力争斗越来越激烈，形势的发展越来越难以控制，在权力漩涡中的长公主为了尽可能缓解危机，极有可能答应张燕和学大师们的恳求，以朝廷之力广为推行黄老之学，从而打击和制约儒学，继而影响国策从本上保护新政，并放弃维护门阀世家的利益，转而和丞相等改制势力携手重击门阀世家，彻底消除门阀世家对朝政的把持和影响。

说到底，张燕还是家，对儒家有一固的不满，《太平经》中的“以民为本，救穷周急”等治国理念对他影响太大。当儒家学说不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他就要重提家黄老之学的论调了。但是，家黄老之学自孝武皇帝之后就败落了，当年光武皇帝中兴大汉的时候，家黄老之学也曾一度兴起，不过光武皇帝最后还是选择了儒学。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家的黄老之学还能再次兴起吗？这似乎有些太过一厢情愿了。

赵云把自己的疑虑说了来“飞燕兄，《太平经》你就不要提了，免得招惹祸事，至于黄老之学，现在重提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当年本朝崇黜儒，也是有原因的，黄老之学除了可以与民修养外，也是功臣、外戚和郡国王不让皇帝预郡国事务的借。无为而治的国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权力分散、诸侯专恣、皇权受制等严重后果，最终酿成了七国之。家黄老之学不利于皇帝集权和社稷大一统，这一早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时代就已经颇受非议了。”

“到了孝武皇帝朝，朝廷重用儒士，罢黜了黄老刑名百家之名，不过儒家还是无法与家相抗衡。当时孝武皇帝虽然倾向于儒家的有为，但他又觉得家的无为也有可取之；他也赞同儒家的铺张扬厉，不过又摆脱不了家质朴恭俭的束缚；另外他也很景仰成、康的刑措之法，不过又觉得治国不能没有刑罚。孝武皇帝为了集权，需要尊儒黜，但家黄老之学有很多地方比儒家学说明，为此，他迫切需要一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又全面收家学说的长，并能超过家的全新的儒家学说。于是，一代大儒董仲舒应时而。他借助《秋公羊》学，公开援儒，在合了儒家、家和家三派学说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儒家学说，家黄老之学的髓随即变成了新儒学的血，黄老之学自此走向衰落。”

“飞燕兄，这也是当年光武皇帝在中兴时期选择儒学的重要原因，你现在凭什么能说服长公主和朝廷重新推行黄老之学？”

张燕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我没有说过我要推行黄老之学，但有一你说对了，我要仿效大儒董仲舒，大力推行援儒，继而达到儒双修的目的。”

“其实，本朝儒学的正宗地位，在遭受了大儒王充的猛烈批判后，虽然暂时还能维持官学地位，但实际上它的基已经开始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