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亲亲相隐原则其实早已被中华朝给忽略多年了。正如当年刘富秋状告县衙是明显违反了这一原则。若是在前朝，无论刘富是否有理，那都是得先挨一顿板才能说话的。然而在《中华律》之中亲亲相隐原则却在不少律条的字里行间有明确的现。因此新学一派就要求用“赏罚分明原则”替代“亲亲相隐原则”并以此为由呼吁修改《中华律》中地分内容。

这一提案一经提，立刻就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虽说人们都知亲亲相隐原则有许多荒谬的地方，但自汉宣帝刘询在法律中引了儒家的“亲亲相隐”原则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突然说要将其剔除，自然是让人觉得有些无所适从。而一些儒家学者则明确地指，这是法定的余孽在寻衅滋事，存心要复辟残酷的秦法来鱼百姓。更声称歇秦就是任用法家，结果才会二世而亡的。因此现在声称要修法的人都是希望中华朝灭亡的贼。

面对儒林保守势力一大过一的帽，新学一系显得异常齐心。无论是奉行法的，还是决心注重论语的，亦或是醉心西学的。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奇的一致。他们像当年的桑弘羊那样理直气壮地反驳儒生，称“是赵亡秦而非商鞅！”并详细列举了从仲到范蠡、从商鞅到桑弘羊，等等一系列法两家的杰政治家。期间自然也少不了用装神闹鬼之类的形容词来回敬对方扣过来的帽。

由此单纯的修法提案讨论很快就上升到了儒与法之间论战。一时间京量贩大小报纸上充斥着各方你来我往的诛笔伐，直看得人缭。或许是看惯了这样的闹，寻常百姓对于士林的这些论战显得兴趣乏乏。相比之下普通民众更在意的是律法修改后他们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实惠。就这一上来说，能列举诸多实际案例证的新学一派显然要比唱忠孝廉耻的保守派更为引人。当然，士林间的论战向来是不在乎民间白丁百姓的想法，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皇帝与朝延的反应。一些保守人士甚至还连续写了数封请愿书上奏朝廷。希望女皇能面给个公。

然而正如先前几次规模较小的论战一样，女皇这一次又选择了以缄默来应对士林的争执。不仅是女皇，就连刚刚成立的内阁亦选择了置事外。事实上，中华朝的官场向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当官不士林事”因为在经过多次政治斗争后，中华朝的官僚系统已然摸清的女皇的脾气。知女皇用人讲究的是成绩与经验，而非外界的碑，更不会为了士林间的论战而偏向于某一方。所以用前朝那靠论战而增加自己的声望从而引起上位者注意的办法是不能实现的。相反，在政党合法的情况下，未得本党许可就擅自以公职份发表评论，不仅会在党内引起非议，不好还会得罪自己的上级。因此，一些谙为官之的官僚每每遇上这样的论战，往往都会置事外摆一副地可奉告的模样。而那些刚刚踏官场的年轻官僚虽也是血气方刚，但其资历与地位终究是有限。就算加了论战，亦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官方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