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望！”在场的众大臣齐起立行礼。

面对众臣齐声应和，女皇的脸上了久违的宽的笑容。这些日以来无论是内阁还是她本人都经历了不少事件。虽然心知这样的朝堂争斗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但孙打内心还是希望大臣们能将各自的力摆放在国事之上。好在，新一届的内阁已然尘埃落定。为了未来五年的财政预算和新法规的通过国会审议，内阁的大臣们俨然又站到了统一战线上。于是孙接着便又向陈彦询问了另一个与国会密切相关的问题：“陈首相，就这四项来说，朝廷未来五年又将负担沉重的财政支。相信内阁应该也据此估算好了未来五年内各省赋税的上供份额吧。”

“是的，陛下。臣等已据新定的财政预算，制定了各省相应的上供份额。但内容得要等到国会召开后便可提国会审议后才能够确定。”陈彦谨慎地报告。

原来中原大地自有国家现后，直到唐代前期，财政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地方经费从指定的收项目中规定额数列支。唐代元和年间，为改变藩镇任意截留财政收的状况，地方征收的赋税分为：上供（即地方解缴中央分）、送使（即地方解缴诸节度使，以充中央在各的支）、留州（即留给本州自用分）三分。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为地方割据时期，各自为政，财权分散。此时，幽州（北京）于军阀的番统治之中，财政独立。北宋年间，为加中央集权，化了中央财政，废除了“上供、送使、留州”之法。后至南宋，又时而恢复，时而废除，并不一致。元代是实行度集中的财政制。元朝，中央有大都宣课提举司、大都酒课提举司、京畿都漕运使等，地方有大都路都总府所设主田赋、摇役、工商税课的理机构。明代财政，初为度集中的制，后随着经济发展，在财政上逐渐恢复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的三级制。明朝，全国赋税由理，顺天府设有都课司、宣课司、税课司、税课分司等赋税理机构。

在这方面，疆域广阔的中华帝国依旧还是选择了采用唐朝的分税制，将国家财政分为上供、送省、留府三个级别。当然，诫于唐末藩镇割据时期，各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财权分散的前车之鉴。中华帝国的税法由国会审定，再由内阁则依据国会审定的结果而制定相应的政令，府县则据朝廷下发的政令制订地方条例。此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总会有不平衡与差异。因而中华帝国并没有将上供、送省、留府三分作为国家财力的决定分，而是将其作为国家税收在各级政府间的初始分。由此还设立了岁赐、专款、库支等项目作为朝廷均横各级官府的最终财力使用权与行政的手段。

理论上虽是如此，可在实际作过程中，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上供、送省、留府三项之间的比例，关系到了各个府县衙门的日常政务与财政收，更与当地缙绅财阀的纳税额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牵涉广泛，国会对朝廷财政预算的重视程度远于首相的人选问题。因而内阁要像组新内阁那样，在通过朝廷财政预算的问题上，与国会到相至如宾、风平狼静可就颇为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