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国则是将权利分割成多个分，使其互相牵制，以达到一动态的平衡，也就是‘分权’。当将这两治国之术和二为一之时，便成了‘宪政’。”

“将集权与分权结合？可是陛下，这权利既然集了，又如何能再分呢！”王夫之不解的追问。

“那得看是在哪儿集权，又是在哪儿分权了。”孙意味长的说：“朕既是商贾，就举个船行的例吧。众所周知，船行的船队必须服从旗舰的命令。同样的在单艘货船上船长也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对海上航行的船只来说，模棱两可的命令就如同未知的暗礁一样危险。而船行董事会则须要购买哪儿一类型的船只，确定哪儿条路线和哪儿个日期，要求多少价格如此等等的决策。由此可见船行董事会的决策环境是完全不同于一艘船运作的环境的。在航行的层面上，就只有微不足的和很少的决策需要，有效执行是等的大事。为了确保这一，等级化的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在船行的层次，行政和政策是混合在一起的。就政策而言，等级化秩序的自足就要差得多。因为其注意力必须转移到东、顾客和公共碑之上。”

“陛下的意思是说直接作的行动和确定总目标以及整策略的行动是有区别，是吗？”王夫之若有所思的接。他似乎已经有明白女皇的意思了。但好像又缺少了些什么。

“不错，这正是朕的意思。将这个理放在治国之上，就是政策的执行与政策的制定是两会事。因而朕所说的‘宪政’其实就像是一个由互相作用的势力组成的蛛网。国家行政门在行政运作上依旧是逐级服从的系。以保证行政机关有效的行政效率。而公共政策的形成则来自于这些互相影响的势力。”孙悉心地解答。其实中华帝国早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然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了。而孙作为君王在控制帝国的过程当众亦逐步受到了这其中的规律。

“嗯，陛下所言甚是。集权乃是我朝所长，而西人的分权也确有优。正所谓取长补短，才能避免治国时‘一就死，一放就’的弊端。”陈壮抚摸着山羊胡须附和。

“好个取长补短！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政府在其制度或运作模式上是一模一样的。所谓的治国之便是对各国、各朝制度运作的总结。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本朝的情况加以糅合。朕希望我朝也能总结这样一治国之术，这既是为了适应我朝的新形势，更是在为孙后代留一份珍贵的经验。”孙颔首。

“可是陛下，这分权对抗一说毕竟源于欧洲，我朝的百姓又是否能理解呢？”杨绍清略带担忧的问。从以前和孙的讨论来看，他发现后世的国人每每提到宪法、民主等等之类与中原截然不同的事之时，总要提起开启民智。仿佛不开启民智这些东西就不能被中原所接受。现在孙当着陈壮与王夫之的面如此详尽地介绍了宪政。无疑是已经下定了要在中原实现宪政的决心。可现在的中华朝的民智真的达到这样的程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