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解释都能明白。

不过，黄宗羲也并没有就此想要一成不变的保持现有的公社制度。相反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与北方的同僚尝试对公社制度行不断的改，通过各方式解决其在建立之初所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因此在黄宗羲看来河南的事情完全是因为当地官府不知变通改，某些官员不作为造成的。他认为这事情若是放在北方绝无可能发生。因为北方诸省大多都像黄宗羲所治理的河北省那般，台了一系列针对公社制度漏的地方条例。说起来，若是在南方在地方议会的涉下想要同过这些条例官府需要大量的力和时间。可在北方地区，这一切行起来却十分简便。北方的地方议会无论是在职能，还是在心理上都更像是官府的下属的一个机构，而不是与其抗衡的势力。因此对官府的决定言听计从也就没什么好意外得了。

现在黄宗羲唯一担心的就是女皇陛下会不会受南方舆论的影响就此废除公社制或是台一些新的政策来便于私人收购公社土地。好在就目前从南京传来的消息以及陈彦给自己的书信上来看，前者并不会成为现实。可后者就很难说了。在这一上黄宗羲十分了解女皇陛下的心思。他知海商的女皇是偏向契约说的，甚至还有一自由主义的倾向。事实上，整个岭南地区都有这风气。而黄宗羲本人受其也曾一度将契约论视一能一扫中原颓丧之气的学说。然而这些年南北发展速度的差距，加上他本人治理燕京等地的经验，却让黄宗羲越来越怀疑起契约之说来。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他心目中日渐成熟的“社稷为贵”论。

《荀》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认为“群”是人先天的禀赋，能够正确地理彼此之间关系的能力。虽然如何去“群”荀没有一步谈到。但黄宗羲却将“群”这个古老的概念引伸为了“社会”和“国家”因此他认为国家不是人民据契约的聚合，而是有“四肢五脏脉血”有它的意志和行动，与人无异。在这一上孙虽然与黄宗羲有着同样的想法。在中华帝国的宪诰中亦明确宣称“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然而在实际作过程中，黄宗羲认为帝国受到了海商自由主义的影响，其政策往往是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发的。在他看来这是违背宪诰初衷的。既然是“社稷为贵”那就得主张国家至上，国家是最的目的，而不是工，个人在确保国家安全的时候，有必要服从国家利益甚至作牺牲。

当然黄宗羲心里也清楚由于目前南方财阀势力的影响作祟，契约说在帝国还是有很大市场的。并且还时不时左右着女皇的决断。为此他一边在北方广为传播自己的“社稷为贵”论，一边则以北方诸省的实际政绩来向女皇证明“社稷为贵”远于所谓的“民为贵”一想到这次内阁在南方所受到的压力，黄宗羲的心不禁又燃起了熊熊斗志。

“黄大人原来一个人在这儿啊。仪式快开始了，大伙儿可就等你一个人呢。”一个雄厚有力的声音突然打断了黄宗羲的思绪。他蓦然回一看，却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着戎装，前挂满勋章的年轻将领正笑的站在他的背后。此人的到来，让黄宗羲先前的锁的眉顿时舒展了开来。却听他哈哈一笑：“哦，原来是李虎将军啊。能请到将军您与贵夫人的大驾光临整个塘沽船厂也是蓬荜生辉啊。”

“那里，黄大人说笑了。其实今日的下仪式，有大人您和海军尚书陈大人两人来就足够了。俺一个陆军中将跑来凑这个闹实在是有些不论不类啊。”李虎故苦笑的打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