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之一。

取代刘璋据蜀的是刘备。刘备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谋士诸葛亮乃山东瑯琊人，武将关羽、张飞为河东人，赵云为常山人，超为凉州人。刘备川之初，在缓和主客矛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纳益州士人参到蜀汉政权中来。不过，这时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随刘焉、刘璋父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汉时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极影响较小，但也影响了诸葛亮的许多政策。

西晋末，四川又为李特所据。李特本氐人，东汉末迁于略北。齐万年在关中起义时，略、天等六郡百姓数万家离迁徙，就汉中、蜀。李特为其豪帅。大量民的涌影响了四川当地人民的生活。晋廷置民的政策也不尽恰当，诏令召还蜀地的六郡民。民大恐，并伴随着大量的谣言。李特遂利用这情势，并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将民组织起来，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时，既得民拥，又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蜀地诸坞堡亦附李特，六郡民遂分散各坞堡以就。西晋益州刺史罗尚则设法离间蜀人与民的关系，密约诸坞堡共袭民军，杀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辅等，李特兵势大挫。后来李特之李雄等领导民继续战斗，终于击破罗尚，据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范长生依附李雄，李雄以范长生为丞相，此事对蜀人与民的关系影响甚大，此后，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称帝于益州，国号大成。从大成政权建立的前前后后来看，蜀人的倾向对于其势力的兴衰有着很大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焦纵叛则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显现，但这次叛本就是四川本地势力与外来势力矛盾的产。前秦统一北方时，一度占领益州，前秦瓦解后，东晋收复益州。桓玄叛失败后，桓氏残余势力在荆襄上游不断制造事端。桓振在荆州起兵时，益州刺史璩发蜀兵东下以攻桓振。蜀人不乐从征，益州参军、西人侯晖等遂谋作，胁西人焦纵为主起兵反晋，杀璩全家，据益州称成都王。

关于此间蜀人与东晋之间的矛盾，从后来刘裕对伐蜀将领的选择上可以看来。刘裕遣朱龄石伐蜀，璩之侄修之固请从行，刘裕考虑到蜀人与氏之间矛盾，担心修之蜀后为了报仇而多所诛杀，遂不准；朱龄石平蜀后，对于缮后事务的理亦颇合刘裕意图，很注意缓和蜀人与晋之间的矛盾，平焦纵之后，所戮只焦纵一祖之后。此事也足见在此之前蜀人与外来势力之间积怨之。

五代时的前、后蜀和元末的夏政权也都是客籍集团所建。前蜀政权为王建所建，王建本许州舞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广元）刺史，以兼并西川帅陈敬宣而据蜀；后蜀政权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后唐灭前蜀后，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后来孟知样兼并东川帅董璋而据蜀。

至于其三，四川建立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四川本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势力的侵，但也未尝不妨碍了自向外面的扩展。

任何一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