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的还不止于此，信的士英，溃逃到山西的刘泽清都对朝廷的诏命理不理，都就地取材征集士兵和军粮，一副天皇帝远，你也不着的样，为了制衡这些人，南明政权很快的台的藩镇政策。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12月21日得到士英、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

兵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黄德功）、英（士英）、飞（路振飞）、良佐（刘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侯，英、飞、良佐似应封伯。

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黄德功奉命辖淮南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安徽，其驻地将是庐州；路振飞驻滁州统领泗州和滁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刘良佐驻九江，负责长江防线；士英则接着守他的信。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史可法），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署基本上是一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南明政权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以及河南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史可法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资与兵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我军或是清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并且要求四镇京守备，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爵为公，并孙世袭。

如此的安排等于是在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各镇的割据势态和地位，更加方便了各地便宜行事，开启了真正的群雄割据之门，这和晚唐的各路节度使割据情形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于这些政策的弊端不是没有人看见，事实上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著名学者刘宗周就曾从杭州上疏南明朝廷，请抑藩屏：

一重藩屏。黄德功、刘良佐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

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这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史可法也是没有办法，就算不封赏，人家也一样占着这些地方，只不过通过这形势来暂时稳固南明政权罢了，这样他才能从容招募士兵，编练新军，到那时似乎就可以真正的挟军威北伐了，书生毕竟是书生，想问题过于理想化，他这边装备新军，难其他藩镇就都静悄悄的等着？

各地藩镇一获得权利后几乎上投的就是搜集火，赶编新军似乎成了一风尚，在大江南北迅速铺开。直到这时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黄德功和刘良佐之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南明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特有的寄生：喜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