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3200万两。

3200万两是纯收益，从日本运回的白银就超过3000万两，因为货本是需要成本的，这些成本中蕴的利则是被供应商品的商人和作坊赚走了。

纺织业方面也很势，一年就赚了500万两白银，包括纱线、棉布、织袜这三产品的利总和，资本积累到了1000万两，加上银行的500万两贷款，运作资本达到1500万两。

玻璃制品的利方面，玻璃镜的收益于稳步上升阶段，平均每月账100余万，全年下来有800万两，这和玻璃镜价格逐步下调是有关系的，加上赵岩到让人散布玻璃镜的好，在糜烂的大明形成了一风，就那些盐商来说，嫁缺没有一面大大的玻璃镜是很没面的。

当然也有例外，山西晋商就一如既往的吝啬，少有钱买玻璃镜攀比的。其他玻璃制品的收益有有上升，全年总收益达到200万两。

盐业上的收益同样于上升阶段，随着北方五省的私盐稽查，山东盐的市场不断扩大，收益了900万两，除了上缴的500万两，还剩下400余万两。

今年的农业上几乎没什么收，因为今年不卖粮了，除了运到各地施粥的红薯外，其他一粒粮都没卖，全都存仓库里了。

渔业今年捕捞到了六万吨渔产，产值达到800余万，收上的鱼税共300余万两。

总收达到5500万两的惊人数字。

这5500万两的收，大分是从日本攫取的利，海外本就银多。大明境内银其实也不少，后世的历史学家大分认为大规模白银是康熙时期，但如果仔细观察明末和康熙时的状况，就不难看这个观是错误的了。

首先明末和康熙时期的间隔本就不长，这段时间是海禁最严重的时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海量的白银。

至于为什么白银贬值，明显是因为生产总值减少了，毕竟刚经历过大屠杀的影响，汉人所剩不过两三千万，白银看起来自然多了。

同时明末的白银看起来之所以不多，很大一分原因也在于商人、地主、官员等等上层阶级将白银藏在仓库里。

整个大明的大小地主就将近二十万，皇亲国戚、官员、商人绝对也不会少于几万，地主家里，谁不存个几百几万两啊？另外就是那些商人，晋商一个富得油，但却很不舍得钱，全都把银藏着。晋商比较另类，并不能算是全商人的风格，但其他富人就算是穷奢极，也是在库藏充足的情况下行，就是和赵岩合作最为密的山东商人，也是抱着‘以末守本’的行商风格。

何为‘以末守本’？意思就是，用一小分钱去行商，大分钱存在家中作为‘本’。

总的来说，大明的银很多，只是贫富差距严重，银没拿到市面上通，再加上生产总值较，因此才造成通货缺的现象。

想从这些富人手里掏钱，除了向他们售奢侈品外，赵岩还给他们准备了银行，把他们的银拿来在市面上通，从而对生产起到促作用，不至被他们藏在仓库里，那和废铁没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