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绍兴二十年年底的时候，大宋九成以上的州县都已经建立了实行新式教育的学校，由此刮起了一阵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化风暴。值得一提的是，赵旉对于他一向厌恶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简单暴地全盘否定，而只是规定禁止对未满十五岁的少年儿童教授儒学（传统文化影响太，即使不学也多少会知一，如果连自学也限制，很可能会给某些小人以制造文字狱的机会，因此赵旉只禁教，不禁学。）。理由则是儒学是圣贤之学，非童蒙所能领会，一味学的话，学不会倒不打，但如果曲解先贤之意，那就不行了。赵旉还找一大堆的历史资料，证明了后世的儒学与先秦儒学有了多大的偏差，同时还列了历史中有记载的无数腐儒与小人儒，然后再雄辩地指孔三千弟之所以全成才（这话只有书呆才信，不过作为借还是不错的。），是因为他们拜师的时候已经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少年甚至成年人，而后世则是对什么都不懂的小孩行填鸭式教学，不教书呆来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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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之后，无论是朝廷还是大宋百姓都从中获益匪浅，大宋的统治基础由此愈发巩固。也正是有了这个凭仗，赵旉才得以一步化他对于教育、军队乃至于国家政治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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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思想领域的激改革常常伴随着文字狱（文字狱并非始于清代，只是清代的文字狱危害最大、效果最“好”、恶名也最昭彰罢了…）的肆，这是赵旉绝不想看到的。为此赵旉特地台了一条乍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的规定，那就是一旦有人因为文字而获罪，那么首告之人也会跟着遭殃，但朝廷主动审查则不在此内。这样一来，就没几个人会去寻章摘句地找别人的碴了，那本就是自找苦吃。而如果是明白无误地诽谤朝廷，则可以由朝廷直接下令彻查，并不会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为害甚大的文字狱，居然被赵旉意外地轻松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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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旉此举不但避免了儒学对少年儿童的毒害（其实有主见的成年人平时看看四书五经还是很有好的），也大大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于大宋的影响，再加上科举考试中儒学的作用也一落千丈，儒家思想终于渐渐由中国的统治思想退居次要地位，结果后来反倒比以前发挥了更多的积极作用。而且前文也说了，另外两思想——佛与受到的冲击则更大，若非如此，赵旉推行新文化的打算能否实现，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中国文化彻底走向内敛保守，是在儒释三教合一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