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国家的一些问题所在。

然后下诏，让夭下臣民有好的策略，向朝廷献，群策群力。

虽然收支情况在渐渐扭转，庞大的欠负，仍让赵顼不过气来，真的急了。

就在这时，王安石上书。

宋初财政归三司掌，司、度支司、盐铁司，各自设使、副使、判官、孔目官、都勾押官、推官，互不统辖，因为极其不便，真宗时设一总使，这便是三司使，又设副使，判官，三司使对下属三司官员有指挥权，但没有罢免权，也无奖惩权，三司官员却可以直接言事，批评三司长官，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有了奖惩权，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以便明确分工。

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例如盐铁分兵、胄、商税、都盐、茶、铁、设七案，度支分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八案，分为税、上供、修造、曲、衣粮五案。还有查账、理欠、支破、发放等门，郑朗又了平安监、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门三司。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这些都属于财务的单位，一起给三司，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

然而有一个缺，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才能申请得旨，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门，依然有所不便。

虽经过改制，经营本不是吴充项，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三司政务现一些滞积，如这次查账，三司速度不快，晚了十几夭，账目才查清楚。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不好，会现许多失误。

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想到一条主意，没有与郑朗商议，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苏辙、清查中表现的章惇、薛向、吕嘉问，六行了一番商议。

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东西两府各一名宰相统领，统领三司的财政，审国家一年预算，一步简化程序。

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也更知国家需要什么资，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现了，而且它的现，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门，发运司。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理上供财的漕运，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和籴、和买、科），运向京城或者前线，兼茶盐、铸钱等，后来北方稠密，粮不敷，又将重心转移到粮上，贱时从民间买回来，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与转运使有些雷同，但不是，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质的，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质的，经营意味很厚。

由是会现一个局面，因为是投机质，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那些没有买，或者现在要买那些，那些又不要买。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这地方没有这个产，三司任务却来了，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这地方产丰富，都快要烂在地里，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然后到京城后更，往往京城缺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积压的，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改了制，改制也不行，毕竞三司有三司的局限。

但条例司的设置，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质变得不同。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合在一起，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产分布，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朝廷再拨款，统一规划，将积余地区的资运向稀缺地区，既利于资通畅，互补有无，提百姓的收，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