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谈到了一件关于教育的事，那就是要求所有的外国教堂都必须开设教会学校，只要他们想在东北传教，他们就必须附带教育义务。此外。我和吕班公使还谈到了震旦大学的事，上海震旦大学原本是上海名绅相伯所办，只是借用了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地。如今，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却将相伯挤走，将震旦大学彻底改为教会大学。我请吕班公使面斡旋，将震旦大学迁移到辽东半岛置办，作为补偿，我同意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奉天创办一所教会大学，地和建校的费用由我个人支付。除了这所法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外，我也要请国教会在奉天创办大学，而奉天学政局也要另外创办一所官办大学，就叫东北大学。”

稍作停顿，他又续：“我了一个大致的计算，东三省从明年开始。每一年的学政经费大约要保持在六百万两银的规模，一半用于三省公塾，一半用于各国立学校，特别是各专科学校和大学，奉天府每年大约要有三百万两银的款项。也就意味着主要的专科学校和大学都集中在奉天，这些事情就需要陈大人谨慎cāo办，务必要使得每两银，甚至是每个铜钱都要用在实。此外，我们还要台各法规政策，鼓励各地乡绅名筹办私学。国私双办，务必要以十年为期限，将东三省的新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办起来。”

陈宝琛听了这番话，不知是有多激动，只觉得全溢的都是鲜活的血，人老至此，还能迎来这样的盛事，他何等不激动，当即肃然起拜服在地，：“总督大人，下官替朝廷，替万名，替东三省千万百姓谢过您了，下官老朽致斯，无所大致，唯求办新学以使民国富，能遇到总督大人，实乃下官之福分，下官必当秉公办事，效力致终，务求能如大人所愿，将三省新学从无至有的办起来。”

宋彪明白别人为什么而激动，这是真有一颗拳拳之心，他起将陈宝琛搀扶起来，：“陈大人乃是忠义耿直之名士，能请陈大人来三省置办新学，既是我的福分，也是三省百姓的福分啊。”

陈宝琛更是激动，只觉得整个大清国都仿佛是有救了，若是三省之新学办好了，全国效法，不二十年间，大清国必当焕然一新，人才济济，民国富。

宋彪心里也很兴，毕竟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来cāo办新学。

关于东三省新学，他所考虑到事情也绝对不止是这些，为了新学的事，他用钢笔写了整整三页信纸，作为东三省新学纲领，包括对国文教育、历史教育，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他对国文教育就特别调要实施白话文教育，要编写整的白话文教材，文言文也要教，四书五经还是要读，但他首推《荀》，并且是要尽快的找一些国学大师重新整理诸百家文集，要以“隆礼尊贤，重法民”为新学德政教育的心，在儒家和法家之间寻找合适的新古典神。

在历史教育上，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要兼顾，地理课和历史课相互结合，共同推新一代青年的世界观、民族观、历史观，培养国主义神和现代民族神。

他的新学并不是完全西化教育，而是要求能折中，找一条适合这个时代中国的特之路，多快好省的先推行一条国民普及教育之路，再求西学东之路。

他不仅要在东三省招募塾师，还要在整个中国北方征募，以较为优厚的薪俸引他们到东北从事普及教育，培养更多的识字少年，再通过新式教育将这些识字的少年培养成现代国青年和素质的人才。

至于经费，靠收税是撑不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钞票了。

先印钞票撑住前五年，后面再靠三省税收的增加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公款和私款都得一起上，所谓发行公债支持新学就是用他的私人钱财支撑着前几年，真要派给各地乡绅认购，估计也摊派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