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在茅元仪的《督师记略》里也有提到，而且记述更加详细。

“是时有杜应魁之兵在台营。杜应魁者，故辽东备御也，罢官，市酒长安，然其人实悍毅，可为战将。有之者，遂坐作声价，必得大将方。给事韩继恩荐为副总兵，招生。所招兵实多百金之士，而索厚粮，持格不与，遂未免虚伍以养壮士。又时京师有劫略，皆以为应魁所募，乃之守台营，遂捕东协副帅。至是言者不已，上敕公会抚臣阅其兵，阎抚军令袁崇焕往，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向所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之所以详细摘录此节，是因为这段历史，和几年后袁以督师份，持尚方之剑诛杀文龙之事十分相似。

袁这次不问缘由，不顾大局，独断专行，越权杀人，虽然事有因，却不免过于冒昧，以至几乎引起兵变，也不上告孙承宗事情的缘由，而且还自谓“奉抚院之令”，以为杀得有理。这行为下的动机和心态，大概也是其杀文龙时候的动机和心态吧。袁崇焕这人，里不得沙，这人，其实很可。就比如咱们的朱·镕·基总理那样。

袁崇焕对文龙的这些不法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这位有德洁癖的忠臣在还没有正式接文龙之前，就已经定下了应对之策。还在京城期间，阁臣钱龙锡问及如何理和文龙的关系，袁崇焕脱而：“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不难看，驱使他这样的并不是个人私利，而是个人的德好恶。他看不惯文龙的骄横不法，更看不惯文龙对朝廷诏命的奉违。但无论如何，文龙罪不致死，更何况，大敌当前，文龙也算是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如此草率地加以杀戮，袁崇焕何其失策。

惜乎孙承宗仅任辽东经略五年，便被魏忠贤排挤下台，取代阉党第，否则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约束下，或许能磨炼成真正的将才吧。

第经略辽东，要求一切反孙承宗军事署行事，撤宁远，退守山海关。袁崇焕蛮发作，拒不受命，在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都撤退之后，仍然守宁远城，自称“我宁前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也无可奈何。

袁崇焕这次的违令行为可谓冒险之极，虽然宁远数年经营，固牢靠，但宁锦防线大分已经撤离，第驻守的山海关更不会派遣援军，以一座孤城抗击建州铁骑，想必袁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

宁远大捷，确实是有侥幸之，但意义重大，将此归完全功于袁崇焕也不为过。

如果宁远失守，běi 城和清兵之间惟有一座山海关，辽东辽西之地尽归满人，朝鲜被清胁迫几乎无法挽回，从战略上看，明军对清的威胁大大降低，可能的反击彻底化为泡影。即使山海关不会被攻克，但可能在清兵的一次迂回攻中失守（诸如借蒙古，犯běi 城，然后夹击山海关）。只要山海关失守，则明帝国必然被迫迁都，这样想来，宁远大捷可谓影响远。

虽然称宁远大捷，但袁镇守宁远无疑是一次军事冒险，如果失败，战死沙场则无话可说，幸运的保住命，也难逃军事分。这样的举动，无论是明哲保的人，还是胆小怕事的人，都断断乎不会去的。

我想，名将的素质应该是不将自己和军队置于危险之地，从格上讲，袁的境，熊廷弼、孙承宗、洪承畴大概不会这么，但卢象升说不定敢冒险一博。这样的决策，应该是个使然，倒不见得理。

接下来，因为宁远大捷，袁崇焕加封辽东巡抚，现了骄傲情绪，或许也是格使然——冒险的成功让袁崇焕更加自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