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侠为。邯郸土广俗杂，大率急，气势，轻为…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国风习之描述云：“地广民稀，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宾客相过，以妇带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韩国风习之描述云：“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好争讼分异…俗杂好事，业多贾，任侠。”

魏国风习之描述云：“有盐铁之饶，民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俗刚，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当时有名士吴札赞颂魏风曰：“哉沨沨乎！”沨沨者，华贵中庸貌也。可见魏国文明之盛。

洛周人之风习描述云：“周人之失，巧伪取利，贵才贱义，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秦国风俗之描述则云：“其民好稼穑，五谷，地重，重为邪（不敢为邪）…民务本业，修习战备，上气力，以才力为官，名将多焉！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兴，立都长安，五方杂，风俗不纯，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嫁娶尤崇侈糜，送死过度。”显然，战国秦风与后世秦风是有很大差异的。

如此活生生风俗画，赫然可见天下民风之一斑！

谚云：“政久成俗。”民风酿政，政生民风，自古皆然。秦国民风以商鞅变法为分岭而为之大变，此乃政生民风之典型也。山东民风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这个政，便是源远长的崇商之。秦国重农而山东崇商，植业基之不同，终致民风大相径。就实而论，非秦人天生恶商，亦非六国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别，本原因在两治国之的激励督导不同，更远则在两治国理念之差别。

商鞅治国理念已经说过，再来看看山东治国理念。

仅说商风最的齐国。秋之世，齐立国的第一任国君姜尚，便开了与周不同的治国之：“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通工商之业，因其俗，简其礼，而人民多归齐。”《前汉书》则云：“初太公（姜尚）治齐，修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不来实事）；其失（缺是）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遇到急难便四散），缓之则放纵（寻常时日则放纵享受）。”两则记载，前者说齐国开首便以激励（劝）通商、简化礼制引人民，后者说齐国开首便放纵士风。两者相互浸，国风始得放纵。

后来，仲开新政变革之先河，对民众经商之风更有明确立论，他说：“饮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尚简约，所以使民贫也；垄墓（兴建豪华的田宅坟墓），所以文明也；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作此相，然后民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