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只求上战场），老弱者务于守（老弱者只求守御家园），死者不悔（战死不后悔），生者务劝（生还则激励国人求战），阖棺而后止（直到躺棺材为止）！民闻战而相贺，起居饮歌谣者，无非战也！”为达到如此贯彻举国上下的求战风习，对一切涉及文华风尚而有可能涣散战心的士人，诸如“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以力保护他人为誉的任侠）、清浊”之士，秦法皆了严厉限制：“不可以富贵（不能获富贵地位），不可以评判（不能评论国事），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不能私下议论，也不能将私议结论呈报官府）！”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华之举都被视为浮华惑民，自然要严厉禁止。孝公商君之后百余年，山东士人虽不断秦国，山东商旅更是大举秦，然秦国都有法度限制：士秦只能以官府吏员为正途，不能兴办私学培育言论；商旅秦，只能在专为外商兴建的咸尚商坊经营，不能老秦人的国人区，更不能与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说，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风华之举，而且也着意防范六国浮华风习对秦人的浸！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国已经拓展为五个方千里的大国，然诸般文明风华依然颇见萧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没有在秦国发生。

相反，山东六国却是文明大兴风华昌盛，一片蓬生机。

首先是国人言论自由。其时之山东六国，诽谤之风大开，议政蔚为时尚。诽谤者，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也。从远说，尧舜为落国首领之时，华夏各族便有“谤木”与“谏鼓”制度。谤木者，凡是皆立大木牌，供路人或写或画，对国事诸般抨击建言；谏鼓者，殿堂官府门皆立大鼓，举凡官员国人有话要对天官员说，便可击鼓求见，天官员闻鼓得，不得拒绝。这便是“路有诽谤木，朝有敢谏鼓”的古老传统。夏商周三代，此等传统虽日渐式微，但仍保留着厚的遗风，除了隶阶层，国人言论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禁锢。秋战国之世，隶随着变法而解放，士人随着变法而兴起，民智渐开，国人言论之风再度大起。于是乎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天下汹汹，中原大国的庶民议政之风成为左右各国政局的大势力，遂有“防民之，甚于防川”的庙堂训诫。此等世情直接生了士人阶层的论战风尚，民众心声通过士人阶层的过滤与再度创造，逐渐演变为各各样的治国主张、治学之、治事之学，此所谓诸百家也。于是乎天下言论更见彻，诽谤论战蔚然成风，其势之盛一时成空前绝后之奇观！

其次是私学大兴。诸百家，议政议国立学立言，煌煌大著汹汹言论不绝于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华夏文明，纷纷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治学但成一说，士便成一家。其时除法儒墨四大显学之外，兵家、名家、易家、家、计然家、农家、医家、家、方术家、堪舆家、营国家（建城术）、工家、乐家等等等等数不胜数！举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门生追随，师生便自谋生计周游天下，弘扬自家学说，播天下学问，为民生奔走呼号，为国针砭时弊，为自家寻觅路，移风易俗大开民智，责己责人多方救世，堪称华夏文明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三是大规模官学横空世。战国之世，七大战国皆有官学。秦国官学之规模，自然远远不若山东六国。而山东六国之官学，则以汇聚天下名士的齐国稷下学为代表。自齐威王后期兴办稷下学，至齐湣王学衰落，历经威王、宣王、襄王、湣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学始终是天下学问之驱动中心，是无可替代的文明渊薮。其间本，便是齐国始终没有将稷下学作为官吏来源，而是真正的养士兴学培植士风，大兴论辩学风，使学士在衣无忧的闲适之中相互砥砺，积细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后世所有王朝无法企及的文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