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基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十二年里，这秋战国遗风仍然以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神上彻底抛弃。对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切察。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立可爆发为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结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天下心态，虽非秋战国时代的主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君主，其归宿大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大的颠覆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情形。

始皇帝后的恶政变，既了始皇帝的政治个逻辑，又了帝国法治的常态稳定逻辑，本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且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度过胡亥赵的恶政之后，由婴继位秦三世，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在于清楚认识恶政变并非因始皇帝时期的秦政而发，并不有必然。当然，秦帝国的法治并非端文明时代的法治，其自逻辑的历史展现力是相对脆弱的，其法治原的度集权，有足以破坏其稳定传承的力量。法家学说之慎到派之所以注重对“势”的研究，盖此因也。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偶然的恶政变，遭遇了厚的历史传统。

大的惯力量，绞杀了本质上有可变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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