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计”两月余，还是不到三个月，仍然不到“三十倍于古”的九十日。

其四，只有以八十岁一生为基数，徭役总量为一百零四个月，以三十年壮期服完徭役，其“率计”才可能超过三个月，实现董仲舒“三十倍于古”的宏大设想。然则，一个自然经济时代的政权，设定男人每人八十岁寿命而规定徭役，现实么？可能么？只怕董仲舒自己都要脸红了。

笼统指斥其“三十倍于古”既夸大事实，也毫无实际意义。

即或不与董仲舒认真计较，便以第三方法计，在实际中也远非那么不堪重负。国家征发徭役，只要不疯狂到要自断生计，大皆在每年农闲征发，而不可能在农忙时期征发。而那个时代的实际农闲时间，每年无论如何在三个月之上。历史的事实是，每年月余的徭役，在战国时代不足论。即或接近三个月，也不可能达到严重威胁民众生存的地步。

秦帝国是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壮男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余或两月余，客观地说，远在社会容忍底线之中。以秦帝国刻石所言，民众在秦始皇时期是大为悦地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们将刻石文辞缩理解，至少也是没有反抗心理的。其另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帝国工程的绝大多数都是利国利民的。疏通川防、开拓路、抵御匈、南闽粤、大兴利、销毁兵、迁徙人填充边地等等等等。除了搬迁重建六国殿，秦始皇时期没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战国民众在大争之世所锤炼的理解力，是会锐察恶政与善政区别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期，才因骊山陵与阿房的大规模建造而偏离社会建设轨迹，使工程徭役有奢靡特质。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陈胜吴广因“失期皆斩”面临生死抉择而不能容忍而举事反秦的社会心理动因。这与秦政的本来面目与总状况，并非一事。以文明历史的评判意识，不当以胡亥赵的昏聩暴取代帝国整个时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个原生文明时代。

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必须申明：举凡历史上的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相对；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直至当代，依然如此。

秦帝国正是前一时代，前一国家，其税率与徭役征发“年率”虽相对较，但却是建立在自觉地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其质绝非对贫瘠的掠夺，而是在度生产力平上积聚社会财富，为社会行大规模的建设。其后，秦末大动大复辟，将秦帝国建设成果悉数摧毁“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死者过半。祖令民得卖，就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不能醇驷，而将相或乘车。”在此等经济大萧条社会大贫困下，西汉即或实行了“什五税一”甚或“三十税一”达到十五分之一与三十分之一的极低税率，其穷困状况仍然惨不忍睹。汉文帝时期，贾谊的《论积贮疏》犹云：“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请卖爵。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