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取齐国，杀宰予于，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罕之逆，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圮之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

上书送达甘泉三日，没有任何消息。

李斯正在急不可待之时，一名侍中送来了二世胡亥在李斯上书之后批下的问对诏书，全然一副严词质询的吻：“丞相上书何意哉！朕不明也。夫赵者，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絮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廉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毋疑也。”

李斯越看越觉心发凉，愣怔半日回不过神来。二世皇帝的回答太乎李斯的意料了，非但没有丝毫责备赵之意，且将赵大大褒奖了一番，将皇帝对赵的倚重淋离尽致地宣示了一番，太失常理了！以寻常君，即或是平庸的君主，面临一个领政丞相对一个内侍臣的怀疑追究，纵然君主倚重这个内侍，至少也得御史大夫府案验之后说话，何能由皇帝立即如此分明的判定？因为，任何一个大臣都有举发不法逆行的职责与权力，此所谓言权也。若以二世胡亥所言，李斯的上书完全可以看诬告举发，全然可以反过来问罪于李斯。世间还有比这般行为更为荒谬的事么？一心谋国，反倒落得个疑忌用事之臣，当真岂有此理！

列位看官留意，李斯的这件上书与胡亥的这件批示诏书，全然是相互错位的历史稽戏也。以李斯而论，胡亥分明是个昏聩不知所以的下作皇帝，李斯却偏偏将其当能接受直谏的明君或常君对待，每每以正论说对之，无异于缘木求鱼也。以韩非《说准》，说君的轴心法则便是“非其人勿与语”——不是明君雄主，便不要与之谈论为政大。李斯恰恰反其而行之“非其人而与语”纠缠着一个下作昏君听自己的苦心谋国之言，结果招来一通全然文不对题的斥责之词，稽也，怪诞也。李斯是大法家，不能以范蠡式的全而退的自保术为最法则，要求李斯或退隐去官或不言国事的选泽，那不是战国大争之风，更不是法家大师的风骨。历史要求于李斯的，是正谋国该当有的抗争品格，与的斡旋能力。不求其如商君护法之壮烈殉，亦不求其如王翦王贲那般可能的拥兵除。然则，至少求其如吕不韦的妙斡旋与秉持，以及最后敢于结束自己生命以全秦国大局的勇气。然则，李斯没有到任何一的铮铮骨，而只是絮絮叨叨地力求下作昏君接纳自己，力求下作昏君拒绝佞。此等要求苍蝇不要逐臭的作为，实在教人哭笑不得了。

以实情论之，其时，李斯面前至少有两条路可走。一则是正：以三公上书为契机，联结冯去疾冯劫章邯等一班功臣老将，大张旗鼓地为天下请命，威二世胡亥诛杀赵改弦更张。以当时天下之象，只要李斯敢于奋然呼吁，帝国庙堂很有可能就此改观。二则是权谋机变之：将赵比作齐桓公末期的易牙、竖刁两个内侍佞声讨之，给赵设置一个谋逆罪案，公然举发，而后径自秘密拿人立即斩决！依据胡亥后来“恐李斯杀之（赵）”的担心，可以判定：李斯密杀赵并非没有能力，而在于敢不敢为。

不合李斯既不走正，也不走旁，偏偏一味地私为上迂阔到底，只用胡亥赵最听不懂的语言说话，自家津津乐，却遭下作君主无情地一掌掴来。以李斯上书而言，分明要除赵，说词却全然不着边际：李斯上书所列举者，都是此前战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而此等权臣之，至少也得有李斯一般的重臣地位才能发生。赵无论多么佞，无论多么野心，此时也只是一个从老内侍擢升的郎中令，以此等权臣作比照赵，实在不不类，正好使赵反咬一，说李斯才是田常。也就是说，遇到赵这般于权术又心黑手狠的千古徒，唯以力，唯以正，可成其天敌也！若李斯这般不风骨，唯图以才说动下作昏君的童稚举措，注定地要一步步地更地落更为卑劣的圈。

李斯没有想到这些。

李斯依然南辕北辙地走着自己的路。

次日，李斯赶赴甘泉求见胡亥，图为自己的上书再度陈述。可连山城门都没，李斯便被守在城的赵成挡了回来。赵成只冷冰冰一句话：“皇帝陛下有诏，大臣可上书言事，不可无召晋见。末将不能禀报。”李斯苦苦守候了两个时辰，赵成却铁石一般矗在城毫不动摇。天及暮，李斯终于愤然难耐，当时便在车中写下了几行字，装上书铜匣，派一个侍中送了甘泉。又过两个时辰，城风灯摇曳，山谷秋风呼啸，城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李斯冷饿疲惫已极，万般无奈只好登车回程了。李斯没有料到，正是这几行急就章，使他陷了最后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