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韧刚，未能扛鼎救难，诚为憾事也。然则，仅此而已，蒙恬依然不失为华夏文明之功臣。但是，蒙恬的功勋节在后世的评判却是矛盾而混的，甚至可说是离奇的。西汉初中期的国家主评价，对于蒙恬尚是度肯定的，随汉武帝之后的盐铁会议对蒙恬的评价可谓典型。但是，《盐铁论》之前成书的《史记》作者司迁，却对蒙恬提了不可思议的指责。《史记·蒙恬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对蒙恬的说法是其最长的评论之一，也是最离奇的评论之一，其全文为：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迁的评论有四层意思：其一，凡蒙恬所筑北边工程，都是挥霍民力（轻百姓力）的不当作为工程；其二，秦灭诸侯之后，蒙恬该的事是谏始皇帝实行与民休息，而蒙恬没有该的事；其三，蒙恬的事相反，奉承上意而大兴一己之功（阿意兴功）；其四，所以，蒙恬兄弟被杀实在是该当的。最后，司迁还意犹未尽地喟了一句，死当其宜，蒙恬如何能怪罪地脉哉！

顺便言及，司迁所记述的“地脉”之论，很不合简单的事实逻辑。战国与帝国时代，家学说相当盛行，地脉说作为理论，当然是存在的。我们要说的是这件事的乖谬矛盾。显然，始皇帝君臣决断修长城，若信地脉之说，则必召堪舆家踏勘，若万里长城果然切断地脉，则必然会改，最终以保持地脉完整为要。此等情形下，长城是否切断地脉以及如何应对等等，蒙恬作为主持工程的统帅，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清楚了，何能等到死时才猛然想起？若始皇帝君臣不信地脉之说，则本不会召堪舆家踏勘。此等情形下，天下便不会有长城断地脉之说现，蒙恬则更不会空来风。毕竟，华夏民族的势生存传统中自古便有“兴亡大事不问卜”的理念，武王伐纣而姜太公踩碎占卜甲，乃典型例证也。始皇帝君臣锐意创制，若事事堪舆问卜，大约也就一事无成了。蒙恬作为最与始皇帝同心的重臣之一，无论哪一情形，都会清楚地知该不该有长城切断地脉一说，都不会在临死之时突兀地冒一想法，觉得自己切断了地脉所以该死。更有一则，学说传至今，秦之后的家却没有一人提长城断地脉以及断在何之说，可见，即或就家理论本而言，此说也是虚乌有。太史公所以记载此事，完全可能是六国贵族因人成罪而编造的言，传之西汉太史公轻信并大发慨。此说乖谬过甚，不足凭也。

尝读《蒙恬列传》，每每对太史公如此评判史实大觉不可思议。作为历史家，亲临踏勘直长城之千古工程，竟能毫不思其文明屏障之伟大功效，偏偏一言以蔽之而斥责其“固轻百姓力矣！”其目光之浅，襟之狭，令人咋。尤令人不可思议者，最终竟能评判蒙恬之死“遇诛不亦宜乎”无异于说蒙恬该杀。

其用词冰冷离奇，使人骨悚然。

不能说司迁是十足的儒家。然则，司迁对蒙恬的评论却确实是十足的秋笔法：维护一家之私，无视天下之兴亡。当历史需要一个民族为创建并保卫伟大的文明而一定牺牲时，司迁看到的，不是这牺牲对民族文明的势生存意义，而是仅仅站在哀怜牺牲的角度，轻飘飘挥洒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颠倒文明的功罪。虽然，没有必要指责司迁之论有拥秦二世杀戮之嫌疑。但是，司迁这心无民族生存大义而仅仅关注残酷牺牲的史论，却实在给中国人的历史观留下了暗的。这苍白的仁慈，绝不等同于以承认壮烈牺牲为基础的人主义情怀。设若我们果真如司迁之仁慈史论，将一切必要的牺牲都看挥霍民力，都看阿意兴功，而终止一切族群自的追求，猝遇敌整个民族安能不陷灭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卖国汉辈，其规模之大令世界瞠目，而其说辞则无不是恤生命减少牺牲等等共荣论。此等人永远看不见，或有意看不见敌破国时族灭绝式的杀戮与无辜牺牲，而只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在自自立中所付的正当牺牲，专一地以否定这正当牺牲为能事，专一地以斥责这正当牺牲的决策者为能事。此等人的最终结局，则无一不是在大伪悲悯之下，或逃遁自安，或卖国求荣。这是被数千年历史反复证实了的一则古老的真理，近乎教条，然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察其源，无疑植于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