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远。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令明确指定了非议秦政的所指：以古非今。从尊崇革新维护革新的意义上说，它充满了不惜以大权力维护新政成果的定，最大限度地张扬了战国时代“法后王”的变革神。但是，禁止议论政治本，却也开启了思想专制的先河。从史料角度说，尚未发现帝国时期真正因“以古非今”言论而被灭族的记载。这一事实间接地证明：这一法令的威慑意义大于实际执行的度。

其三，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期限为三十天。这一政令的当时义很清楚：除攻讦秦政的基依据。李斯的庙堂对策及其政令，也都同时明确了豁免方面：医药卜筮树之书不在此列，官府藏书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国史书不在此列，各政令典籍与理财资料（图书计籍）等不在此列。后来的史料证实，这政令在实施中远远没有政令本那般彻底。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于洛周室的先秦史书损毁最大，可说是基本不存外，其余百家典籍并未损毁多少。主要原因在两：一则是官府收藏的诸百家典籍仍在，二则是散布天下的民间藏书不可能被全收缴。东汉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不燔诸，诸尺书文篇，在可观。”《通志·卷七十一》云：“（先秦典籍之丧失）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刘大魁之《海峰文钞·焚书辨》云：“六经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古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李斯奏对中分明说民间百家语在焚烧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诸”之说？只能说明，这政令在实际执行中是有着很大的弹的。毕竟，这政令的本质目标是与复辟暗相呼应的“古非今”的政治思，而不是藏书本。

其四，禁私学。秋战国学术繁荣以至鼎盛，私学之兴起居功至伟。帝国政令禁止私学，对中国文明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焚书”与“禁议事”两项。因为，这是从本上遏制了文明源的多样与丰富。私学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学弟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于山大泽，或得改换名目以继续传授学问。后世史家发掘这一方面的史料极少，只有一条记载，这便是《汉书·楚元王传》的记载：“楚元王，字游…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其五，立官学。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基在确立官学。立官学，是禁私学的必然补充。但从实际情形看，秦帝国之初正当战国私学传统极其大之时，官学在事实上也只能是国家设立的博士学而已，各郡县尚没有兴办官学之记载。

帝国政令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官学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社会思。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西方罗帝国也是以法令为教，以律师为传授教习。两大尚未相通的文明系，在同一时期采取了本质同一的治理方式，蕴着何等必须探究的东西，实在值得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烧民间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远的“焚书”事件。与其后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个秦帝国，因此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上。两千余载厚诬之下，已经无以使后人认知全貌了。人们因此而将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将秦帝国视作暴秦。甚或不屑于任何历史真相的追究了。作为一起有着刻历史背景，且发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书”事件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已经被后世儒家夹杂着仇恨心理的单向价值评判所淹没了。这居于统治地位的单向评判，大大掩盖了“焚书”事件的反复辟的政治本质。在岁月逝的长河中，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被褊狭地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这评判，折着我们民族时常痉挛发作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着我们常常因这刻意失察而导致的悲剧。至少，人们已经忘记了“焚书”事件是帝国新政面对大的复辟势力被迫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的必然代价——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