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后病危，叮嘱驯顺的儿说：“群臣之中，有个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炭笔竹板要记下来，君王后又说：“老妇已忘矣！”

一个如此聪顽的女人，能在将死之时忘记最重要的遗言，可能么？很值得怀疑。最大的可能是两情形：其一，平日已经将可用之人唠叨得够多了，说不说已经无关要了；其二，陡然觉得有意不说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以免万一所说之人事而误了自家一世贤名。后来，田建用了后胜为丞相。从田建的唯母是从的秉说，田建不可能违背母亲素常主张。是故，第一可能最大。

田建是个聪明而孱弱，且有着极为厚的恋母情结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里，一切军国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夺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确，也很定：恭谨事秦，疏远诸侯。也就是说，对秦国要像对宗主国一样的尊奉，绝不参与秦国与其余五国的纠葛，将自家与抗秦五国区分开来，以求永远地远离刀兵战火。这一主张在君王后亲自主持下实际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时，早已经成为植齐国朝野的国策。孱弱而无定见的田建，加上着意而行的大后胜，齐国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了扭转这国策的健康力量。

当然，偌大齐国，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战国策·齐策六》载：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见刚刚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贺秦军蒙骜大胜韩魏而设置了东郡。临行之时，齐国守卫临淄雍门的司当劝阻，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国家）所以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为社稷。”司又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秦？”田建无言以对，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传开，即墨大夫便认为齐王还是可以改变的，于是立即风尘仆仆赶到临淄，对田建慷慨激昂地诉说了齐国重新崛起的大战略。这段话是：“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亲）秦，在阿、鄄两地间者有百数（世族大）；王收而与之十万之众，使收三晋故地，则临晋关（蒲津关）可以矣！焉、郢两地不为秦，而在南城（齐楚界之地）有百数（大族），王收而与之十万之师，则武关可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王），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可是，这次田建却听风过耳，本没有理睬。

就当时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纳了，即墨大夫雄心的大战略也几乎无法实现。然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说的是，这主张国振作的神与主张，在齐国这样的风华大国并没有泯灭。全的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一切抗争振兴的声音皆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亡国悲剧，不亦悲哉！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的十四年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的谋战（挨打的一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国与韩国的末期战事，在战国之世，实在可以看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没有战争。不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观原因，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