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三个特征：其一，聪机变，多大言之谈，有足以显示其贵的特异怪癖，此所谓志大才疏而多多谋也，与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后世的少年晋惠帝），此等“庸君”有令人目眩的迷惑，完全可能被许多人误认为“英主”；其二，襟狭小，任人唯亲与敬贤不用贤并存，外宽内忌。这一特征的内在缺陷，几乎完全被敬贤的外表形式所遮掩，当时当事很难觉察；其三，在位执政期长得令人窒息，一旦将国家带沼泽，只有渐渐下陷，无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终制时代，这“长生果庸主”积小错而致大毁的程，几乎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庸主若短命，事或可为，庸主若摇摇不坠，则上天注定了这个国必然灭亡。譬如秦国，也曾经有一个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现，但却只有三年便举鼎脱力而暴死了。后来又有两个庸君，一个秦孝文王，一个秦庄襄王，一个不到一年死了，一个两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对秦国的危害并不大。在位最长的秦昭王也是五十余年，然秦昭王却是一代雄主。然则，即或如秦昭王这般雄主，年暮期也将秦国庙堂带了一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况乎魏惠王这等“长生果庸主”岂能给国家带来蓬气象？这等君主当政，任何错误决策都会被说得振振有词，任何堕落沉沦都会被披上贵正当的外衣，任何龌龊技术都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善于揣上意的亲信驳斥得一文不值。总归一句，一切在后来看去都是稽剧的国家行为，在当时一定都是极为雄辩地无可阻挡地发生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个奇特的癖好，酷熠熠华彩的珍珠，并认定此等事是国宝。史载：魏惠王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魏惠王提要与齐威王较量国宝。齐威王问，何谓国宝？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说，国宝便是珠宝财货，譬如他的十二颗大珍珠，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这便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齐威王却说，这不是国宝，真正的国宝是人才。于是，齐威王一气说了他搜求到的七八个能臣及其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难堪。这是见诸史料的一次真实对话，其意义在于最典型不过地反映了有为战国对人才竞争的炽以及魏国的迟暮衰落。

也许是受了这次对话的刺激，也许是有于秦国的压迫，总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国突然弥漫一片敬贤求贤气象。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否则不足以证明魏国失才之荒谬。战国时期，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界者。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可谓得天独厚也。可是，终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纷纷失，魏国竟一个也没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国小吏）、孙膑（齐人，先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吴起，此后的范雎、尉缭，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士，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专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失人才中，最为令人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慨者，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法改写了战国格局，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商鞅的本来志向，是选择魏国实现抱负。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当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王时，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甚至连杀这个人的兴趣都没有，麻木若此，岂非天亡其国哉！

失之后，此时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贤，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召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你等老人家）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利，则大夫利；大夫利，则庶人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