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足以奠定稳定而不容变更的政治传统了。

这里，恰恰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现象：燕国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国君，都没有明确的传承记载。为什么？唐代司隐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并国史先失也”意思是说，国史失载，造成了如此缺环。可是，我们的问题是，燕国史为什么失载？鲁国史为什么就没有失载？客观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燕国在召公在世的几代之中，都忠实地遵奉了召公王，国无大事风平狼静，以至于没有什么大事作为史迹传。于是，其国史史料，也就不能引士学人在大争之世去抢救发掘了。这一，燕国不同于鲁国。鲁国多事，也就有了孔等平民学者的关注。燕国无事，自然会被历史遗忘。其二，史料缺失本，带有周、召二公的风格特征。周公显然有比较的档案意识，譬如，曾经将自己为周武王祈祷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为某证据，后来果然起到了为自己澄清言的作用。而召公却更注重置实际政务，不那么重视言论行为的记载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间长期转悠的碑，就比周公响亮得多。如此这般，两国的史官传统，很可能也会有着重大差异。相沿成习，终于在岁月逝中现史料留存的大差别。

立国君主的神风貌，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历史逻辑在这里的结论是：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

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礼治的治国神以及与其相的行为法则。

何谓王？何谓礼治？这里需要加以简单的说明。

王，是与霸相对的一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王的基本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创造，形成了当时最系统的行为法度——《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理念的全面实施。所以，西周开始的王，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王与周礼，一源一，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比的细程度。直到秋时代（东周），王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大的影响力。

王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迫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之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都因为山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召。所以“邻里相望，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一现实，并非老描绘的虚幻景象。同样，明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如此背景之下，产生这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明的选择。明之，在于它的现实，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现过破坏这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至少在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已经成为过去。

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自己的政治传统面对的迫而又尖锐的问题。

当此之时，让我们先看看燕国在秋战国之世的基本作为。

秋时期，燕国见诸史籍的大事大有四件：

1.吞灭蓟国（年代无考），以蓟城了燕国都城，此后一直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