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列国那样以耕耘为主生计。为此，所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譬如男好猎、多任侠、轻为、常劫掠等等；女“设形容，奔富贵，后，遍诸侯”等等。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动的。贫瘠多动。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即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现象的重演。

其二，豪侠尚，慷慨悲歌。唯其生计多动，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所谓人民直而狠毒（懻忮），所谓气势而重义气，所谓报仇过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于自然节奏的古典社会，若无韧彻底的法治神，则法治实现难度极大。其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维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唯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才会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之风。尚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政频仍。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荀况，首创人本恶论。

这是发人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与楚国、鲁国，然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忠臣的理论在中国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慎到之《知忠》篇云：“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世之人，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之世，同世有忠之人，臣之忠者不绝世。比胥之忠，毁瘁君主于阁墨之中，遂染弱减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世，而适足以重非…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将治，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世之庸人，则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想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伍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而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而到手，反而将朝政搞。所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反对忠臣之论，其论断之刻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独生于豪侠尚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族秉。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刻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