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失地前去赴会，刚到会场，未见谅祚，李崇贵冲着他大喊大叫，说他收了西夏的重金却又违约。

杨定来不及回答，四周的伏兵已经冲上前，一阵刀，将杨定剁成泥。

夏军随即攻陷保安，大肆劫掠。

保安陷落的警报传到汴梁，赵顼不免有些后悔了。

正在这时，凤翔知府李师中奏本也到了，他将保安失陷的责任归咎于谔，由于谔率先挑起战祸，西夏才予以回击，没有谔的擅自兵，就不会有谅祚的计杀杨定，更不会有保安失陷的事情发生。

朝中大臣开会的时候，都附和李师中的意见，很多人建议杀谔、放弃绥州。

2、西夏向宋谢罪

赵顼并没有采纳诛杀谔、放弃绥州的建议，而是命陕西宣抚使郭逵移镇鄜州、延州，就近理西边的战事。

郭逵用属吏赵卨的建议，向朝廷上了奏折，陈述他的理意见，大概意思是，西夏杀了宋的军官，应该兴师问罪，现在不但没有征讨西夏，反而还要斩杀谔、放弃绥州，大宋的国何在？颜面何存？且嵬名山已经举族来归，如何置归降的人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朝廷要保守绥州，借张兵势。在大理河川择地设堡，画地三十里，安置嵬名山归降的人众，这才是上策。

赵顼收到郭逵的奏折后，召开了几次专题会议，最终还是议而不决。于是下诏调前宰相韩琦判永兴军，理陕西方面的事务。

韩琦临行前，说不应该取绥州，当他抵达陕西后，又向朝廷上了一本，称绥州不可以放弃。

枢密院驳韩琦前后言辞矛盾，下令叫他自己先明白了再上本。

韩琦再次上本，说他以前说绥州不该取，是就理论而言，现在说绥州不可弃，则是就时势而论。现在边境战祸既然已开，后悔、埋怨都没有用，只有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就势论势。保存绥州，厉兵秣，与西夏对峙，令西夏不敢小觑大宋，这样才能够达到易战为和的目的，如果一味地示弱，将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今后的局势将更难收拾。

朝中的言官们，对于就势论势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关心的似乎是追究谔的责任。于是，赵顼下诏，将谔撤职查办，贬谪到随州去了。

郭逵经过调查，得知谅祚诱杀杨定是李崇贵、韩善主谋，便给谅祚发了一檄文，向他索要李崇贵、韩善。凑巧此时谅祚生病，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一个更令他震惊的消息传来了。这就是赵宋皇帝命韩琦判永兴军。韩琦可是一个狠角，当年同范仲淹镇守边关，将宋的边关守得如同铁桶一般，令他的老元昊吃尽了苦。虽然那时候西夏国主不是他，但他对这段历史仍然是记忆犹新。

谅祚自知与韩琦、郭逵相抗占不到任何便宜，极不情愿地把李崇贵、韩善抓起来，给郭逵，算是向宋谢罪。

时过不久，谅祚病死，他的儿秉常继位。秉常命薛宗为使，赴汴梁向宋廷告丧。

赵顼召见了薛宗，责问杀死宋将杨定一事，夏主是如何理的。薛宗回答说，李、韩二名主犯已经给了陕西宣抚使郭逵，近日就会押送京。

次日，果然有一队兵士押送着两辆槛车了京城，槛车上关押的就是李、韩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