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本没有什么麦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所谓“拾麦”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总还会剩下那么一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但是，小孩也有小孩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仍然健在。她的亲孙早亡，所以把全的钟都倾注到我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立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跟前，清脆甜地喊上一声：“！”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大的袖，从袋里掏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的成绩也许是有“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了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本一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的粱饼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家里日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面）最，其次是吃小米面或面饼，最次是吃红粱饼，颜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面饼颜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谈“红”变了。

至于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是一家卖煮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的老黄，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煮烂，然后卖掉。老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锅里小便一通，这样就好烂了。农民心好，

不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接济，然而像中湖北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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