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是为中国的汉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当明朝这个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杀了。钱牧斋虽说没有自杀，可是从他的心态看得来。到了后来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王国维先生与陈先生均生活于当时，故陈先生对王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的解释，不同于俗的那解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说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国、王国维先生式的国。

有一个问题是近来常谈的，我看本次与会论文中也有：讲陈先生的诗中有悲观主义情绪，调不是那么乐观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陈先生是一位考据大师，这话一也不错。考据这个学问到了陈先生手中得心应手，是到家了。那么，陈先生的考据与乾嘉朴学大师的有没有区别呢？我看区别很大。陈先生为人，不慕荣利，不与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误认为陈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时事的。实际上，各位陈先生的弟都知，陈先生绝不是那人，陈先生是一位情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非常护的人。他非常关心时事，他不仅关心过去的事，也关心时事。陈先生诗中，有古典，有今典，还有佛典，很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情，表面看起来是泛泛的考证，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考证里面有情，乾嘉大师们就不到这，也不可能到，二者所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烦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心却是国、文化。陈先生在１９２９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国主义也有两解释，一是我的国家，一般的；一是层次的，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低两层次的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陈先生真正的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５0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４５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国的话，他就本不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国的表现，不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赞扬。

羡林案：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气都保留了。